我种过草莓。严格地说,我曾经居住的平房,门口是一小块空地,在荒芜之前,种过西红柿或者茄子,旁边还有一棵梨树和一些招蜂引蝶的花草。夏天到来之前,我扔了些草莓在那里,几场雨之后,绿色的藤蔓出现了,不到一平方米。秋天到来之前,面积扩大了几倍,草莓不算很好吃,但已经成功地取悦了好几位在月光下采摘的女孩。然后是冬天,扔两块草垫,盖住那些奄奄一息的藤蔓。第二年夏天,草莓开始丰收,和女孩一样,已经多到爱不过来的地步,于是我开始办party……

草莓在我的放任下实现了无政府主义,它(们)的领袖是吉尔·德勒兹。当然,德勒兹和瓜塔利的经典意象是千个高原,这东西抽象了一点,看过《神经浪游者》的人会知道,即使在亚文化内部,也有哲学的传统和分野,我们写不了“内爆”的科幻小说,但谈论草莓还是可以的。在草莓之前,我的意象是榕树。我们都知道,榕树的茎可以变成根,一棵树可以变成一片林,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非性化、去中心化的理想,和“根茎”是一回事。这就象用太极拳来解释混沌物理一样。这些东西都不象是普通的生命体,尤其是当我们对生命的延续、增殖采取非线性思维的时候,眼望着不可撼动的老迈榕树,很容易产生幻觉,仿佛我们都可以这样变身,在物理和思维的双重纬度上自由移动甚至自由跨越……但是草莓,怎么说好呢,草莓可以吃。

现在就把独立厂牌看作草莓的事业。1994年的时候,4AD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形象是“独立王国的隐士”,新鲜、雅皮口味、艺术原则高于商业利益,等等,《音像世界》等杂志后来还刊登了V23小组的封面设计。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独立”,尽管当时Creation、Beggar’s Banquet、Matador的打口很容易买到,但4AD的整体感和强烈的风格意识,的确前所未有。此事的幕后,是它的亚太地区代理,香港的两生花(Sound Factory,也就是Noise Asia的前身)李劲松的推动;李劲松在深圳的朋友欧宁开办了典中原声企划公司,他把4AD(其实同时还有德国的Hyperium和日本的Avant)的唱片、评论、图片播撒到包括青岛和兰州在内的内地,珠三角地区则更不用说,广州前卫乐迷至今还延续着李-欧开创的精英态度。

后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就在李劲松支持的杂音组织开始大力推广Sub Rosa的时候,4AD悄悄退出了独立阵营,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并购重组的风潮中去,并且在音乐上逐渐失去了中国乐迷狂热的追捧。90年代末期,是独立概念发生变化的年代,像摩登天空那种跟“五大”中的多数谈过收购的“独立厂牌”,在欧洲也数不胜数。不就是钱吗,小公司崛起,打破着大公司的垄断,同时自己在“小型的大公司”和“大型的独立公司”之间摇摆;大公司的原则是通吃,因此并购风行一时。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刺激了蚊型厂牌的崛起,那些玩票的单人厂牌、家庭作坊,那些地下的磁带厂牌(比如Wolf Eyes自己的American Tapes厂牌,就可以视为这一传统的理直气壮的继承者),纷纷被杂志和乐迷发掘,逐渐在没有利润支持的背景下著名起来——像Sonoris这么有名的前卫厂牌,也一样在赔钱。

从草莓的角度看,90年代前期和后期的独立厂牌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采取传统的结构,一旦做大,免不了在经济上沿用老套,进入利益最大化和艺术原则的冲突之中。这差不多是我家那棵梨树的命运——梨树不喜欢无政府主义,它要求肥料、水分、杀虫剂、规划和心血,所以不幸碰上我这个懒人,死了。在那个时代,随便一个新金属乐队为推广自己而开设的小厂牌,都要比单人厂牌气派,当然成本和收益也更大;如果你拿着DAT母带和授权书跟零售商谈判,说120镑我卖给你15张CD的拷贝权,恐怕会被人笑话——但后来这事发生了,并且越来越多。你可以出版50张的限量版,或者听几遍就坏掉的软黑胶唱片;1988年,噪音传奇The Haters发表的Wind Licked Dirt,是一袋土和一张空白LP,它的东家RRRecord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噪音重镇,仍然是一间兼做演出的小门脸,但却也死不了。更重要的是,RRRecord及其老板Emil Beaulieau又不知道影响了多少新的厂牌,去做这种几近疯狂的生意。这是草莓的结构,蔓延的结果不是再催生一两个4AD,而是改变地表,让小小的草莓出现在网状结构中,死亡在这里发生,生命就在那里蔓延……

DAT当然不再流行,但今天居然兴起了CD-R的小小潮流,要知道,在仍然坚持黑胶传统的环境中,CD-R简直就不是东西。但是独立厂牌没有钱,必须发展出一套便宜而又特别的美学,像Brainwashed网站半手绘的DVD-R封套,或者Touch出的CD-R现场系列,在设计和内容上,分别有自己的拽。这当然也是和磁带文化一脉相承的,CD-R和磁带一样可以手工生产,品质稍低,面子也不够,但你可以强调自身的特性,让手工劳动的概念茁壮起来,而不是用它们去模仿、冒充完美的工业产品。Boredoms自制的磁带,现在都是高价收藏品,对独立乐迷来说,这比Metallica的铁盒套装珍藏版要酷的多。

前些天Warp传出了财务危机,我不知道Ninja Tune是怎么想的,反正他们早就批评过Warp的主流,对其经营方式和音乐内容都颇为不屑。对Ninja来说,草莓再大也不会大成托拉斯;而Warp的资本架构和运营方式我并不了解,不知道是典型的资本操作,还是兼有艺术家玩票的性质,只能说,Ninja死了,它的生命可以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而Warp却尾大不掉,它死了,倒是少一些艺人去做大牌梦——和我一样,很多人是从Warp开始听电子乐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厚道地评论它。

今天说到独立厂牌,往往已经不再提到Warp了,因为90年代前期的独立,指的是从五大的垄断中逃出来,是游击战士和发财梦者共同的外壳。连麦当娜阿姨的Maverick(1992年创建)都曾被称做独立厂牌,最终还不是为两亿美刀跟华纳死掐?你以为三里屯满街的太合麦田“为人民的娱乐服务”的牌子,就不是当年小小麦田音乐的延伸?独立与否,在今天总算是有了些眉目,精神的独立,最终变成了经济的独立——或者说独立的经济,CD-R、限量版、手工包装、蚊型厂牌、邮购、网络杂志、兼做演出和唱片公司办公室的小店,等等,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全球网络。我们也不会再争论Creation是否独立,而是拿同样悠久的Staalplaat做例子,它的胜利是多年积累的名誉、影响和独特而混杂的美学风格,是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游击生涯,而Creation,从一开始就是在被用销量来表扬。

是的,Creation是做摇滚乐的,摇滚乐是销量的奴隶,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悖论。再往前看,70年代末,Factory的崛起是一场音乐革命的开始,它使Joy Division变成了传奇和种子,但Factory本身,却因为既选择了资本主义又没有能力经营资本主义而垮了台。但是,如果那个时代有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那Factory又会怎样?答案是,照样。因为摇滚乐本身要求大众,而不是小众,它要么甩开无政府主义的地下小公司,要么就一辈子做地下乐队,像Sun City Girls那样,20多年,40多张专辑,几乎没有一张卖过1000张以上,影响却越来越见深远。它的存在,是当代摇滚乐文化的异数、主流摇滚乐商业的眼中钉,或者说摇滚乐残存的光荣。

Factory对我的影响,是它的理想主义。在那个环境中显得荒谬的是,它不和乐队签合同,今天我想要做的,是同样不签合同,却把这荒谬变成合理的现实。事实上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2001年创建Sub Jam·铁托厂牌的时候,已经有了太原的底层唱片、成都的暗渍横行和北京的梁氏唱片,大家都在从小样时代升级。作为厂牌,Sub Jam的目标只是帮身边的朋友发表唱片,让大家在等待、哀求唱片公司之外还有一点选择;作为思想,它是一个混淆私人与群体、生活与工作、梦想与行动的代号;作为生意,它不是生意,即使我强调品质、风格和精确的账目(这些都在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中打了折扣),也不是为了让它滚雪球、融资,成为第2个摩登天空。这个厂牌从第一天开始就准备随时关张,尤其是,随时准备在独立厂牌蔚然成风的时候,完成历史使命。

如果说,中国的独立厂牌需要榜样,那么Sub Jam的榜样决不是4AD,而是Staalplaat。我们做了舌头最好的一张唱片、脑浊的第一张专辑,但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和他们合作,因为他们已经大了,需要与之相应的体制和规模来操作,而世界上有的是更合适的公司。我们做了王凡的,也是中国最早的实验音乐唱片,现在王凡已经不止一个,草莓没有变成梨,但它变成了很多草莓,因此又有了2004年底创建的观音唱片(KwanYin)。从2005年开始,Sub Jam将依然为各种风格的独立音乐服务,保留一种任性的、个人化的、没有边界的风格(从电子到朋克到诗歌);而观音将致力于抽象的、精神性的实验音乐和影像艺术;今年秋天,观是音厂牌会随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合作的“声音与城市”项目而诞生,它将专门发表田野录音,限量100张,或因为特定的项目而扩大到几千张……

独立厂牌的底限是google。任何一个真正想找独立唱片的人,上网一搜就进入了渠道。是的,我不为那种等着馅饼送到嘴边的人服务,这种人也不会喜欢这样的音乐。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独立文化的意思,就是用自成体系的文化,去消弭这种分化所带来的隔阂与误解——包括我和“那种人”之间的隔阂。这种事别指望一颗草莓,但更别指望一枚大梨,庞然大物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草莓的逻辑是生态主义。我对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避之不及,即使Sub Jam有机会去做大的广告,去影响很多人的购买愿望,也决不去做——我不做所有人的生意,更不能依靠破坏生态的方式去拔苗助长,甚至诱骗。这是独立文化的道德,也是作为网络状结构中的一部分的本分。

生态地说,我种草莓太过业余,放任自流,前途不大,但迟早要成气候。很多厂牌的开始也是如此,就像一开始为Sub Jam下的定义:我们发表小样,我们自己也是一家唱片厂牌的小样;但现在我要改口了……从2001年到现在,我们有了Isolation Music、山水、小酒馆、Mort、Dying Art、Doufu、2pi、DBD盲聋哑学校,还有长命的梁氏,等等。大家都一样没有人,没有钱,没有发行渠道,但关键的是没有专业、细致的习惯和高效率的合作环境。最致命的是,在现有法律法规束缚下,不想赚大钱的人很难去做文化——这不只是政府的问题,几个月以前,废墟乐队的周云山打电话来说:“我认为摇滚乐的发展还很困难,不应该着急去做实验。”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可能是生存空间狭小惯了,所有的梨都觉得应该先梨后莓,或者有你没我,所以草莓从几颗变成了一片,还是不能让梨意识到大家可以平等共存。

但是没问题,草莓的事业不是反抗,而是蔓延和超越。3天前我收到挪威一家唱片发行机构Blackstocking的邮件,说让我们来代理你的出品吧,我们做冷门已经快20年,有自己的工厂,你只需要提供封面和内容的数字文件,给你零售价的50%。我不需要考虑太多,因为这些东西不可能产生多大利润,蔓延是我们共同的本能。

在回答澳大利亚声音艺术家Lawrence English的提问时,我说Sub Jam不只是厂牌,而是私人和社会、工作和生活、点与高原(《千个高原》的“高原”)相互混淆的概念。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刚刚在厦门讨论过榕树。事实上所有的独立厂牌都有这样的性质——作为个人存在的延伸,作为若干个人、思想、行动、物质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状延伸。从平面设计来讲,Sub Jam一开始没有固定的设计师,要么艺人自己设计,要么艺人找朋友设计,要么我找朋友设计。大家DIY,没有统一风格但是符合当时的生猛,而且大家都在行动中试验并提高,文件格式、字体字库、油墨、盒子的级别和品质、胶片保存问题,等等,今天可以在一分钟内做出的判断,都曾经耗费了许多时间,甚至钱。所有的设计师都可以看作这个独立圈子的一分子,或偶然闯入者,他们是Sub Jam星系的一小部分,Sub Jam也是他们星系中有着一次或许多次联系的分支。当这种关系得到发展,上海的音乐家兼设计师B6就变成了Sub Jam和观音唱片的专职设计师,他成为我的一根手指,反之亦然——关键是反之亦然,B6自己也有唱片厂牌、分支乐队、朋友圈,正如一个同人音乐网站的招牌所说,每个人都是一棵树。

不是树以前,我们是游击的摇滚战士。在独立时代,游击变成了移动中的组合、变形、互换,草莓在枝蔓间游历,没有中心,大家同时是种子、养料、树。

(2006,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