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在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中文中心“新媒体时代的记录”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我经常坐在出租车里,打开录音机,录下一段没有意义的声音。
坐在出租车里的时间是无聊的,尤其是,在北京,除了深夜,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堵车。我可以做的事情只有3件:打电话,睡觉,听着无尽的发动机低频,发呆。当然,还可以听到千篇一律的广播节目,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听到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其他时间,是另一个我不喜欢的评书艺人,还有几个无休止扯淡的主持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录下这些声音。回家用电脑听,低频非常强壮,像生活在北京的人一样亢奋、粗野,像淹没在潜意识大海中的欲望。广播节目也淹没在其中,司机的谈话偶尔漂浮起来,提醒我,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把录音机放在窗口,录下外面的声音:狗叫,小孩哭,东北人喝醉酒,警车开过去,下雨,刮风,邻居练习钢琴……声音很不清晰,有的声音。例如过年时候的鞭炮声,会在楼群中不断反射,变成混浊一片,也像是潜意识的海洋。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地铁,每天录下地铁停车时刺耳的声音,成百上千人说着话走路的声音,车厢里的声音,工作人员教育大家排队的声音……专业录音师会用很长的杆子,挑着话筒,让它在人们的头顶上。但我的录音机总是拎在手里,声音总是混浊一片,总是有人碰到录音机。
我把这些声音收集起来,不知道要用它们做什么,也很少再去听它们。
我大致知道,这些声音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我要关心的,或者说,即使我想要关心,也不知道怎么让它们联系起来。有时候我会想,需要多少年久失修的阀门、偷工减料的铝合金板、错误安装的开关、临时替换的螺丝、超载工作的电机,需要多少不高兴的司机、凑合着用的电器、违章施工的老板、喝醉了酒的年轻人、快乐的老汉、街头的舞蹈、薄得像纸一样的墙壁和水管,才能形成这个城市特有的环境噪音?而我又需要多少关于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的知识,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关于经济起飞的数据,关于法律执行情况的分析,才能去解释这些环境噪音?

2004年,我买了一个二手MD录音机,还有一个二手立体声微型话筒(SONY ECM 717)。那时候我决定开始创作音乐,MD录下来的风扇、飞机、夏天的蝉鸣、雨、朋友的谈话、夜间的工地,都用到了演出中。风扇的声音很抽象,谈话声很意外,这些声音重新组织起来,是一种新的现实,每个人都熟悉但又绝对陌生的世界。在夜晚,我戴着耳机,拎着MD在街上走,听到一切都像电影一样生动,如果有什么声音很特别,就走过去,站在那里;有时候突然跑两步,或者换个方向,就像把大街当作乐器,即兴演奏。在飞机里,我一动不动,录下几十分钟单调的轰鸣,我把这个声音刻到cd上,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播放,同时出现的声音,可能是在邻居装修的时候录到的电锯声,以及和电锯声相似的成片的蝉鸣。在北京,电锯和蝉鸣的声音到处都是,夜间则充满了神秘的,不知道从哪个工地或者俱乐部传来的低频,我把这些声音组合起来,当作音乐。murrey schaefer说,要理解音景音乐,就要把世界当成一个连续演出的大舞台。而我,热中于重新组合这个舞台。
后来我开始用电脑。每个人多在用ableton live,所以我也用。一轨,两轨,十轨,三十轨,和使用MD和CD随身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方便了很多。我很少去改变声音素材,最多预先把它们处理一下,让它们在一起更和谐。我知道很多人都这样做过,接下来,他们会用软件做更多的事情。把一个声音变成另一个,把一个声音变成很多个。我也开始这样做,但还是留恋它们原来的样子。有一些从来不听音乐的朋友说,这个扫地的声音很好听,这个洗衣机的声音也很好听,我想,他们是对的,但我不能把昨天下午录到的麻将声拿到舞台上去。因为我不是约翰·凯奇,也不是爱迪生。我为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感到困惑。后来我停止使用田野录音作为音乐创作的素材,但仍然每天录音,就好像可以置身于舞台。我很少专门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录音,更不要说为录音而旅行。而是顺便录音,碰到什么录什么。我买了一个看起来像bp机的话筒,还有像耳机一样的耳戴式话筒,为的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那段时间我记录了很多特别的声音,例如藏传佛教僧人的念经,拆迁中的北京胡同,传统的叫卖声。我也参与了一些记录城市声音的活动,有的是关于正在消失的声音,有的是标志性的声音。这些声音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伴随着周围的城市噪音,即使在乡村,也一样伴随着发电机、马达、电器的噪音。而且,往往还伴随着我的脚步声。在大多数电影录音师、电台录音师的作品中,声音不是这样的,而是刻意回避了背景,在上千个声音中突出了其中的一个。指向性话筒帮助了他们。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使用过指向性话筒,我不能想像一个没有背景噪音的城市,那是一种创作,但绝对不是记录。对我来说,这些背景噪音,比那些干净、突出、标本一样的声音更有意义。
我现在用的edirol r09数码录音机,只不过是一个便宜的便携式录音机。它录到的声音同样是不真实的。不同的话筒,不同的录音机,声音都会不一样。话筒的位置不同,录到的声音也完全不同。这个立体声录音机的特性,决定了我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它带来一个立体声的世界,随着我的脚步而移动的世界,而不是所谓的真实世界。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移动的世界,同样也不是我个人的主观世界。在录音师的术语中,有一个词叫做“鸡尾酒会效应”:在嘈杂的环境中,人可以听清对面的人说的话,但在同一位置做的录音,却很难分辨那些话语,因为在现实中,人可以借助表情沟通,并且让听觉集中在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上。换句话说,所谓的现实中,听觉世界是和视觉、经验、心理一起塑造而成的,指向性话筒可以更好地还原人的意志。相反,借助立体声录音机,我可以取消这些和听觉无关的因素,被嘈杂的环境包围,感到无助和自由。
这大概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能够提供的最好的客观和真实。

2007年,在上海的时候,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叫虬江路的地方。这里有许多二手市场,分布在7、8条街上,电脑配件、垫子元件、机电元件、小电器、金属、大型机器、音像制品,等等。这里的东西便宜得令人吃惊,有的是别人用过的东西,有的是盗版,有的是廉价的仿制品,有的连商标都没有。你可以想像,每天,有多少不苛求品质的人在这里交易,尽管他们的生活不富裕,但却离不开电器、机器、电子产品、电脑和手机。在这里的菜市场可以买到各种新鲜的蔬菜、海鲜,价格同样便宜。我在饭馆里吃饭,从来没有花过10块钱以上,看着肮脏的桌面、地面、餐具,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虬江路是两条高架铁路交汇的地方,坐在火车里,身边是全中国最懂得穿衣服的年轻人,学生和白领,向下看去,到处是破旧的屋顶,临时建筑,拥挤的、穿着不体面的人。我并不特别喜欢这些人,他们随地吐痰,打小孩,尽一切可能从我身上多赚一毛钱,有时候卖给我假货;如果穿得好一点,就会蛮横地命令我停止录音,离开他的地盘。在他们中间行走的时候,能听到头顶不断传来火车的轰鸣,身边是一切你能想像和无法想像的声音,除了和生产、交易有关的声音,还有生活的声音:正如上海人喜欢穿着睡衣在街上走,虬江路的人也在街上下象棋、洗尿盆、做饭、喝酒、理发。其实,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工作和生活的声音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头顶上的声音和身边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又截然不同,每个人都心如明镜,又浑然不觉。
我戴着耳戴式话筒,从一家修理笔记本电脑的小店出发,在虬江路漫步。有时候我会转动脑袋,为了躲开呼啸而过的摩托车;有时候会停下来,多听一会儿分解加工废品的声音。在路上我遇到了卖蟑螂药的人,卖毛片的人,警惕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的人。在漫步结束之前,我转过身,跟着一个买廉价首饰的女人,她挑着许多用红绳穿起来的生肖首饰,哗啦作响,有几个工人围着看了半天,却一件都没有买。
2008年1月,我又去了虬江路,录了更多的声音,然后编辑成一张叫做《虬江路》的cd,在那里加工了1000张。在那里找了一家米粉店、一家dvd店、一个卖电脑配件的人、一个卖打口cd的人,还有一个卖自己刻录的流行歌的人,请他们帮助买这张cd。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件概念艺术作品,因为所有的声音从虬江路来,又回到了虬江路;有一个朋友说,这个作品记录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现实,然后又通过商品流通,加入到了现实之中。但重点可能并不在这里,因为我完全是出于对听觉的享受,而选择了行走的路线和节奏,这个过程更像是演奏,而不是记录现实。

我究竟在记录什么?简单的说,我在打开录音的时候,试着关闭了自己的主观选择,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作为这种体验的副产品,我记录了一种充满背景噪音的生活,我遇到的人和事,都和环境有关,和我所处的时代的潜意识有关。
我也不觉得这是艺术,除非日常生活本身就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