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乐手。
你演奏音乐?
不,我演奏噪音。
噪音也是音乐的一种吗?
不,噪音不是音乐。

上面这段对话经常发生。很多创作大音量噪音的人,自称“噪音人”,英文叫noiser。但为了方便沟通,还是常常自称乐手,就当是凑和。不像那些创作小音量噪音的人,有的是作曲家,像泽纳基斯、大卫·托德,有的定义为即兴乐手,像是小众的电声即兴(Electeo-Acoustic Improvisation)演奏者,这些人更主动地接受了“噪音也是音乐的一部分”这个说法,甚至为之辩护,搞不好还要维权。

噪音也可以是音乐的一部分:这多少算是上世纪中期年代的成果。那时候,各种怪逼都有容身之地,从捣乱分子到社会精英,似乎也就是一步之遥。行动绘画成为美国国宝,概念艺术被收藏,激浪派和实验音乐也加入中产阶级文化的必修课,终于,听约翰·凯奇谈寂静,就像听奥修谈论爱一样令人欣喜。伴随着寂静,音乐向噪音张开了怀抱。宽容。很有礼貌。但就像凯奇永恒的笑容一样,也有点烦人:为什么噪音不可以是它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是音乐?在那个美国梦一样精彩的许诺里,每一个声音都可以成为音乐,每一个马桶都可以成为艺术,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功,慈悲和智慧(和财富和民主)的光芒,会照亮所有的角落。
没有照到的除外。
凯奇没有在笑的照片也除外。这对他来说,多少有点悲哀。
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不成为政治家也可以搞政治吗?傻逼也有权存在吗?没有得到作曲家加持的,闲杂的声音,也可以被听吗?不被听的话,有权存在吗?有权不存在吗?

噪音音乐是对上述疑问的一种回答。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对话:
你是乐手吗?你演奏音乐吗?你是噪音音乐家,或者噪音艺术家吗?
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

噪音音乐:和噪音乐手一样,一个悖论。一种与生具来的自反性。自相矛盾的词和它的自毁的对应物。但首先是不想说噪音艺术,更不想说声音艺术。并且和日常用语里的“噪音”区别开:一种极大音量的,不包含任何“音乐”元素的,用电子设备和音箱实现的声音事件。兴起于1980年代的日本。不是小音量的噪音,也不是之前的噪音音乐,包括路易吉•卢索洛的噪音机器 intonarumori、苏维埃噪音实验、1960年代英国的电声即兴和美国的现场电子(live electronics)、洛杉矶自由音乐社团(LAFMS)……不是自然界的噪音,不是隔壁在装修……也不是不同政见,也不是抗议歌曲,也不是脏话和抑郁症……不是噪音这个词的开放的修辞和象征,不是那个大写的“不是”。
只是把“什么都不是”这件事无限地放大而已。就好像突然找到了虚无本身,又突然它爆发了。
这种说法有点没良心,因为很多前辈和同行就被排除在外了。包括那些因为玩噪音而被斯大林枪毙掉的人。但也只有这种说法,最彻底地推行了噪音的逻辑。也只有这种音乐(或者非音乐)最吵,最噪音:最没有逻辑。最来不及思考。最彻底地从人的存在中崩溃出来。

很多噪音人坚持说噪音不是音乐。但他们不介意“噪音音乐”这个词。犯不着和一个词较劲。但有必要和一句话较劲。
音乐仍然是一个普通的词,它不特定,用起来比较随便。随便很重要,千万不要事儿逼。“当代艺术”听起来就有点事儿逼(囧)。“声音艺术”更甚(囧+1)。继承和使用这个词,说明还在玩一个古老的游戏,也许是惟一的游戏,不需要特定的区分也从未进步过的游戏:音乐,从仪式开始,和万物和神灵和死人沟通的游戏,它无处不在。你可以隐身在一个古老的,已经变得普通的状态中,平等地存在。而且也只有在普遍性当中,才能激活独特性,就像是从菜市场某个摊主的手机铃声里,提取出恍惚的高频和心脏的节奏,让它们回到神的身边。
噪音:没有恒定的差异,只有混沌的共通。
音乐:当人们忽略了无处不在的普遍的噪音,这无处不在的特定的音乐就取而代之,变成了氛围,背景,变成了噪音。
噪音是所有声音的原初状态,宇宙的无序的秩序,你放大它,就叫爆炸,你松手,它就叫混沌。的确啊,一松手,什么都变回了混沌,看见那些精心打扮的人,明星和新娘的时候,难道你不为他们将要皮肤松弛,流口水,死翘翘,而感到悲哀和滑稽吗?
以及:当噪音也开始分类:粗噪音(harsh noise)、粗噪音墙(HNW)、快切噪音(fast cut noise)、迷幻噪音(psychedelic noise)、 噪音核(noisecore)、屎核(shitcore)……噪音就必须始终处在一个身体里,形状里。就像是被分类为智者就一直要微笑下去……即使是噪音也需要一点安全感……但也许噪音更适合在悖论中存活,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初期,日本人就开始说噪音已经死亡:它被定义了。那两个在舞台上手淫,唱卡拉OK的怪人 Gerogerigegege,难道他们不就是到达了噪音的荒谬的庄严,然后消失,被上述所有的分类排除在外?
如此说来,继续活一种已经死亡的生命,又是一个新的悖论。在今天,继续搞噪音而不被噪音搞,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可能的。

1910年代的未来主义乐器 intonarumori,是一堆木头盒子,靠齿轮、杠杆的敲打和摩擦发声。1920年代的苏维埃噪音机器,形形色色,有时候会用到蒸汽机、电影胶片、枪,有时候靠手。1930年代,杜尚和库特•史维兹用到了唱机。1950年代,凯奇买了好多短波收音机。1960年代,人人都在焊接电子原件。1980年代,吉他效果器又多又便宜……1990年代以后,重低音音箱(subwoofer)普及了,笔记本电脑也普及了。噪音是机器的产物,没有电,就没有130分贝灵魂出窍的顿悟。确切的说,噪音是人把自己扔进机器的海洋的结果:地球已经全面变暖,融化,横竖是个死,不如游泳而死,说不定还能死而复生。
1970年代,英国工业音乐兴起,有一句著名的口号:给工业人的工业音乐(Industrial Music for Industrial People)(来自艺术家 Monte Cazazza)。所以噪音也就是给噪音人的噪音:一种反馈现象。工业革命以后,大家都成了噪音人,但只有少数人主动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些人不大像是时代的反抗者,他们不要求回归大自然,也不天人合一。相反他们比机器更远离自然,他们听机器和垃圾的声音,放大它,使它突破自身的极限,呈现其故障和毁灭。同样是1970年代,“生存研究实验室”(Survival Research Laboratories)出现在旧金山,以机器人的搏斗和毁坏为表演内容:不再是用人的身体来表演,因为旧的身体已经献祭给了机器。
这些都应该追溯到未来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和苏维埃的前卫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里。那个怪异的、遍布冲突的新世界里,这些人和世界一样怪异,他们是献祭的先驱:不仅仅是向田园牧歌的幻觉告别,也向个性和自我告别。不再有技巧和大师,包括审美和道德。在机械化的过程中,旧的身体的主动的死亡,是和这些陈词滥调同归于尽:自杀炸弹。而这始终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在当时看起来最有希望的社会里,塔特林(Tatlin)为苏维埃设计的飞行器,展示出了科学和诗歌(和悲剧和毁灭)的潜能。苏维埃的小伙子给自己装上滑翔翅膀,这情景很像是1913年的苏黎世,雨果•鲍尔穿上立体主义的锥形衣服,朗诵那首模仿机器和战争的声音诗。这情景也很像是 Gerogerigegege 在舞台上电击屁眼,用吸尘器吸鸡巴:在机器里,新的身体诞生了。

与其说今天的大音量噪音音乐/非音乐,是对100年前的噪音运动的继承,不如说是对它们的失败的祭奠。被引用很多(过多)的《噪音的艺术》(The Art of Noise)宣言,是从聆听日常生活的声音开始。同时代的声音诗,是从废除语言的意义,回到语言自身的物质性开始。然而它们都失败了,包括在意大利和苏联用艺术改造社会的努力。没有足够大声的乐器是一个原因,和政党同床异梦是另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说其实噪音就是想要失败。在一个成功的世界里,噪音的意志就是去失败:去返回混沌:去保持从头再来的潜能:去摧毁分类法和美术馆和存折……
所谓的天人合一,经过噪音的修正,显现为一种针对现代世界的态度:要么摧毁你自己,从而摧毁附着于自我的流通体系;要么切断流通,包括资本的流通(经济)、意义的流通(语言)、主体的流通(象征秩序),从而解放自我,使之复归于无。
大音量的噪音,强制性的直接生理反应,大过前卫主义者100年以前的丑闻,大过激浪派和维也纳行动艺术的偶发现场和流血事件,约等于萨满和巫师的药物。在时间纬度的这一头,是古老巫术、仪式,象征和体验并存的时间;在另一头,是赛博朋克通过嗑药来帮助人机合体,是肉体和机器叠合的未来巫术。噪音作为药物,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化学的,它是一种强烈的物理振动和神经电活动。在现代性焦虑的身体里,噪音就像是拎着自己的头发:不是为了离开地球,而是为了振动身体,驱魔。

在大音量的激烈的极端的日本噪音(Japanoise)之后,出现了“粗噪音墙”乐派(HNW),法国的 Vomir 乐队这样描述它:没有动态,没有变化,没有发展,没有想法(no dynamics, no change, no development, no ideas)。这面无表情的宣言,让人再一次想起 Gerogerigegege,他们说:操作曲,操旋律,不献给任何人,不感谢任何人,艺术已经完蛋(Fuck compose, Fuck melody, Dedicated to no one, Thanks to no one, ART IS OVER)。这有点像是概念艺术对达达的祭奠。当噪音被定义和习惯,变成另一种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表现什么?)和自由爵士(在何种意义上自由?),变成主体的宣泄表演,就有新的噪音来取消那个表演者,那个自杀者,那个令人感动的主体(难道这不是一种犯罪吗?当你替其他人说出他们说不出的话,让他们哭,让他们买到答案?)。
也就是说,噪音又回到了混沌中。并且是又一次主动地回去。那些呆若木鸡的声音,黑胶唱片,15欧元,买回去,邻居以为你买了三台洗衣机。或一个大海:大海也呆若木鸡。
大海是人们不讨厌的噪音。不光是惹不起,也因为人体70%由水构成,大海是故乡。人类来自胺基酸。胺基酸来自大海,要么是臭水沟,反正都一样。人类来自子宫,被羊水包围,时刻在振动中。如果噪音不那么激烈地要现形,那么它就应该像羊水一样包围我们。那么洗衣机为什么不应该取代仁波切的地位,尤其是当你有了三台洗衣机?
关于这种普遍的、无始无终的噪音,曾经住在海边的观世音这样说: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楞严经·耳根圆通章》)他是一个通过聆听而得道的人,后来被塑造成有求必应的神,尤其是擅长帮人怀孕,生男孩。但他没法替我们去听噪音。那么在海边的洗衣店里,他听见的,和我听见的,是同样的声音吗?他能够像狗一样,听见5万赫兹的振动吗?这似乎不算个事儿,至少他已经不介意了:他抛弃了聆听主体和声音客体之间的接触界面,在声音/聆听的流动中,进入每一个方生方灭的瞬间,两者的连续性都不复存在,它们被体验为物质的基本形式,也就是振动,它们没有分别地消亡了。

人类的声音,一种特定的生物电现象。它从万物无始无终的振动中,选取20到2万赫兹的频率,转换成电信号,在脑神经间传输。那些太过微弱的信号被称作寂静。
我们发明了噪音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发明了语言和音乐。从振动中选取了一小部分,组织起来,生产和再生产,编制出意义的流通网络。那些剩下的就是噪音(这里借用 Alex Ross 的书名)。
然而并不是剩下使噪音成为了噪音,而是过剩。汉语对“噪”的定义,是过度。这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恒定的形式。曾经和我们相安无事的声音,混沌的也罢,清晰的也罢,粗笨简单的也罢,悦耳有余音绕梁的也罢,一旦过度,就烦人,就无法分辨出确切的意义(从噪音中分离出信号,解读出信息),大脑死机。反过来说,如果人可以缩小自己,去靠近每一粒声音,它就又从噪音中显现为单独的,说不定还有鼻子有脸的?
过剩是大自然的恩赐,加上人类的努力。也许后者比例更大一些,毕竟我们已经不再靠采摘野果为生了,我们采石油。过剩的词语,过剩的思想,过剩的表达,不大可能像粮仓那样囤积起来。能量的意志在于,要求释放,以便复归于虚无。熵是宇宙的法则,看起来和人类的愿望相抵触,然而它在每一个过剩之处发作,用乔治·巴塔耶的话说,现代战争的无法避免,就在于现代经济的过剩无法避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克·阿塔利的声音的政治经济学才能推导出噪音这个消耗的庆典。
作为政客和银行家的阿塔利本人,一位成功者,收集、引导和管理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噪音。他并不真的同意消耗,他擅长资本的流通和增殖。20世纪的音乐,已经尽力去吸收噪音,组织噪音,给它们名分,就像资本主义努力地消化着经济危机,让冷的钱变成热的,让硬的银子变成软的,也让意识形态的敌人变成生意伙伴。噪音的一个世纪,就是在这样的悖论里摆动着:从混沌中出来,激烈地存在,然后被显影,被同意,被投入再生产,然后再毁坏自己的前途,偏离航线,暧昧,迷失。
在被设定了的命运里,机器和人都只能通过故障来发出噪音,那不是为了更有价值,更存在,相反他们和它们可能会短命(正如佛陀也不曾长寿)。而故障是无价值的突发。而无价值和无意义是最终的平等,就像是一个起点,其中包含着所有的方向。噪音消耗着过量的信息,像是在过年的时候消耗积蓄,吃喝,放鞭炮,为了一年的宁静:是啊这样的传统已经扭曲了,噪音因此成了激进的过年,以回应这个连过年也都变成再生产的世界:去回到那个起点。

(原载第10届上海双年展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