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了。地狱就在这里。

那天早上,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时候,我听见有人打喷嚏。声音是从窗口传进来的。不是很远,也就是楼上楼下的距离。但没有方向感,好像是无端而来。甚至像是自我耳中而来。那声音并不响亮,但清晰,有一种冷静的、陈述句的味道。一般人打喷嚏是两个音节:阿嚏!也有人把第一个音节省略成半个,把第二个升华成了泛音:nking! 第三种人,在嘴巴松弛下来,肌肉各归其位之前,还要像体操运动员的落地那样,再做一个弹簧般的小动作:阿嚏Q!
而我听见的是:asshole! asshole! asshole!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被诅咒的一天。然而也是被祝福的一天。我和其他王八蛋分享着,抢夺着这个世界。在空气和地铁座位上摩擦着。相互欲望着,交织着动物性的轨迹。要么就相互视而不见,要么更隐秘一些:相互在意识中清除着,或同化着。为了将身体转移至二十公里之外,我要和多少人挤在同一空间里,交换彼此的汗、皮屑和来自肺腑深处的其他物质?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将身体移至二十公里之外?地铁在振动:一种催眠,使我们停止思考。在这个每小时60到80公里的长方形世界里,我们忍受着,享用着彼此的汗毛,隔着衣服相互挤压。摩擦。
我祝贺自己的发现:地狱就在这里。它怀抱着我,它是我的游泳池,空气,或者说是皮肤。像所有的科学家和电影男主角,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呼吸,甚至心跳。我感觉眼皮变轻了,光线变多了,天空也因此而开阔。我知道自己够不着天空,但这只能让它更优秀。有点像恋爱的感觉……就差没有从浴缸里跳出来了。
那个从浴缸里跳出来的人,死前显得非常镇定,他沉迷于演算数学公式,直到被攻城的敌兵杀死。我想,他彻底搞定了这个问题:地狱就在这里。没有更好的现实,而它也不会变得更糟。死了算。

几年前的一天,在加州某处,一个朋友开车,将我们移至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处。我们聊了一会儿社会。我说,中国有很多人上访啊,半辈子都毁在里面,他们为什么不造炸弹呢?和修改法律相比,也许炸弹对社会更有帮助……他是在萨尔瓦多搞过革命的。他说 no。我不觉得炸弹能解决问题。我经历过太多的炸弹了……我停下来想了想,觉得他有道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
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想到了炸弹。这玩意造起来并不太难,连残疾人都能造。当然,那个在首都机场引爆炸弹的残疾人,用的是黑火药,结果连自己都没炸死,反而引发了一种节日气氛:人们为他的软弱和仁慈而感动,称他为圣人。更多的人使用汽油,包括藏族人、孤寡老人、被拆迁者,有人烧死了一车人,另一个烧掉了一座养老院。失恋的人喜欢刀,其中最极端的是互相捅死。在兰州,有个人和女朋友吵架,当街将她割喉,热血飞溅。几年前的富士康,工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跳楼,像一款手机游戏。大学生也跳楼,除了化学系的,他们投毒。和这些比起来,炸弹不是首选,但它的确比以前更流行。
有一天,我家附近的商场门口,两个人被疯子捅死了。我可能就是下一个。有一个女的,听说首都机场爆炸了,她的情绪也跟着爆炸了,她在微博上胡说几句,于是被抓了起来。凭什么我不是下一个?这个人我认识,我的八字并不比她好。
那些穿着白衬衣和黑衬衣,戴着黑框眼镜的人,在电视上谈论公民社会。为了不死,我宁肯被当作一头公民而不是动物,好让他们热泪盈眶,提升我,用良心操我。但是这挡不住一个随机的疯子的爆炸。

上个月的一天,我从上海回到北京。5个半小时的高铁,冷得要死,就像是一头冷冻起来的公民,从一处运输到另一处。
这两处的不同在于:上海已经接受了地狱这个事实,并按照它的逻辑去化妆、开办公司、喝咖啡。上海人轻盈地跃入地铁,在充足的照明下,成为彼此的观众和展品。难道你不喜欢上海女人吗?她们高科技的皮肤?还有上海男人,那些靠谱的人,他们知道地狱已经发生,堕落像资本主义一样无可挽回。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游戏,像两千万个微笑的约翰•凯奇……上海没有炸弹,只有便利店。而北京还在抗拒,它不相信,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一样,拒绝承认地狱。1989年以来,它一直是这样做的。no no no。它什么都不承认。理想破灭了,但我们还有梦想,它用一千万辆汽车把自己堵死,像一个用炸薯条把自己堵死的又蠢又胖的胖小子。
死神带着炸弹到来的时候,北京人会说,no no no 你不是死神。而上海人指了指隔壁的北京,说你弄错了,我不是上海人。
就是那天,在地铁六号线,也就是播放着布莱恩•伊诺式氛围音乐的那条线上。两个女的打起来了。操你妈!操你妈!嗓音突然拔高了,也许是两个八度,带着一种哭腔,颤抖着,滑动着,就像突然得到了自由,在天空中,把持不住地飘移。整个车厢都他妈的想哭,我感觉到了。只有她们得到了自由。

很多人搬家去了云南。主要原因是空气好,食物无毒,东西便宜。而且没有地铁。节奏慢。人们总是带着笑容,包括穷人。有的人抽大麻抽坏了脑子,就带着诡异的笑容。以前和我一起混的人,有理想的的,一半都搬去了云南。包括以前的恐怖主义分子,打架不要命的摇滚乐手,每天在微博上发一条“不”的人,盲人歌手,左派和右派的作家,顿悟了的白领。还有大约10个兰州朋克。还有我的摇滚乐启蒙老师,他在搞国学讲座,头发已经花白,他说:这个社会里,百分之七十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有百分之十的人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死在大理。是被人用斩骨刀砍死的。四肢都砍断了,胸口砍烂了。
有一天,一个佛教徒带我去参加饭局。请客的是一个商人,穿登山鞋,像是开越野车、听崔健的那种人。他搞的音乐节,观众不多,但他能让政府掏钱。席间有好几个人都在这个音乐节上演出过,都是老朋友。我们说起了这个死人。商人说,哈哈那是台湾来的大毒枭啊。佛教徒说,是啊,坏事做的太多,送到医院正好血库缺血,小鬼来索命了。
佛教徒搬去丽江了。商人住在大理。
那个死人有名字,他叫李金正。他的前女友管我朋友叫干妈。他手工做的小布袋,我一直用来装相机,现在已经破了。十多年前,我们在大理相识,离开前,他们去三月街的市场买了两本旧书送给我,说,路上看着玩吧:《六盘山花儿两千首》、《论莱辛》。
我和佛教徒是好朋友,我们曾经喜欢过同一个女孩。现在她也住在大理。

如果地狱无法忍受,我们就搬到另一个地狱去。
可是我不配。

我家附近的商场:一个巨型的购物中心,一到周末,里面所有的餐厅都爆满,需要排队。地铁六号线在这里有出口,我站在传动带上,让它将身体移至地面。外面阳光灿烂,玻璃耀眼,就像所有的效果图,包括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效果图,里面走着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人。但有趣的是,走出半站地之外,人们就变得松弛,开始随地吐痰,东倒西歪,普通话也不再标准了。一星期前,血案就在此地发生,现在看起来,每个人都像是潜在的疯子和受害者,同时是。那两个打架的女人,一个二十来岁,一个四十来岁,随时会从地下缓缓升起,挥舞她们的刀,挥舞她们自己,在一种潜在的音乐中,随着夏日的热气升起,飘向自由。
这种购物中心还有很多,遍布全国,但不能说遍布全世界,因为它们比外国的要更亮,更冷,而且在内部镶嵌了大量的餐厅。它们内外有别,将人们从那个肮脏的、交通堵塞并且洋溢着烤假羊肉气味的世界吸进来,又吐出去,转化为公民。也就是说,这些人在足足11层楼的迷宫里,吸收了玻璃和大理石的精华,变得更干净,屁股更翘,就连什么都不买的人也产生了社会责任感……有一天,在天津,有人指着其中的一座说,你知道吗?这里以前是一座庙。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修辞。此后,和外国人经过购物中心的时候,我就说,你知道吗?这里以前是一座监狱。
这是一个小小的阴谋,一种报复,为了让他们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在欧洲,总会有富于同情心,要么就是正义感的人,问起自由这件事。我就骗他们说,以前关政治犯的监狱都重新装修了,改成购物中心了。而那些没钱购物的人,至少还可以去享受冷气。一到傍晚,门口的仿大理石地面上,滑动着探戈和气功的脚步,还有滑板:咣!咣!哗——咣!
那些真正的政治犯,并没有得到释放,也许永远都不会得到释放。他们被另一些罪犯堵在更黑暗的地方。那些在市场上杀人的人,贪污犯,公开做爱的艺术家,在微博上开玩笑的人,律师,商人,女强奸犯,窃国者,每一个都有更精彩的故事。没有故事的人,随着地基沉入地下,在地铁经过的时候,布莱恩•伊诺式的氛围音乐将他们振动,但不唤醒。

会不会有一种革命,就像自动扶梯一样,将我们移至新世界?
而不是新世界商场?
我相信革命已经发生过了。但没有自动扶梯,也许是为了节约电。2012年的世界末日就是革命,它起源于所有人对现实的不耐烦。每个人都渴望革命,但谁也不想亲自动手:成则坐享其成,败则同归于尽。这是多么大的念力。它乖乖发生了,按照更环保的方式,它仅仅是降临,而不带走任何一人,不启迪任何一人,不牺牲任何一人:基于一种普遍性,或者说爱,所有人在这件事上是平等的。
平等地原地不动,甚至比原地还更靠近原地。末日来临的时候,人回到原点,死得像一条狗,狗死得像蚂蚁,蚂蚁死得像一个律师或者委员长。不死也行,那就回到原点:可以死,如蝼蚁,如刍狗。毫无价值而死的可能性:这是社会为之欢呼的丰富可能性中被贪污掉的一个。
从2012年12月22号开始,再没有人有脸去等待革命的发生。不再有终点。甚至不配去再死一次。

有些人对灾难和丑闻上瘾。没有灾难就不能写诗,也不能哭。这证明地狱是使人存在的力量。如果不能爱自身的地狱,那就去爱别人的地狱吧。问题是他们俯身其上,但并不跳下去,连他妈的飞蛾都不如。
我不喜欢读那样的新闻,不是因为我已经存在了,像个能够摸到自己的货,拥有主体什么的。每次读到官员的丑闻,我都在想,操你妈,老子想做的事情,全都被这帮王八蛋抢先了。
淫乱。枪杀。赌博。与天下为敌。全是些极端的玩法,有时候还很费脑力,需要天赋,福尔摩斯也不过如此。每个人都想要存在,对吧。坦白的说,谁不想从这副躯壳里脱颖而出啊。我也想要包养十几个情妇啊。她们都有很大的胸!口活一流!不介意同时和三个人一起搞!
毙了他们也没有用。我还是只配看 A 片,最多勾引一下文艺女青年,问她们想不想和大叔玩 SM,而她们通常是感兴趣的,但从不玩。喝多了的时候,我甚至会羡慕贪官的下场,就像死在冰山上的探险家,这些人是死在欲望的极限上,而我只能往朋友的沙发上吐胆汁。这些傻逼。他们最大限度地开发了自己,就像把自行车改装成了 F-1 赛车,而且还酒驾。显然这是极不理智的,带着毁灭的倾向,纵欲地,厌世地,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人们说,官场是黑暗的,如果说黑社会是黑的,那么官场只能是一团莫名其妙的阴霾:但即使是在阴霾里,也有一种想要存在的渴望,就像田震所唱的:我想摆脱这平凡的生活!去犯罪!去射精!去化妆逃脱至澳大利亚!用阴霾提炼出的激情,就像是北朝鲜的原子弹。如果官场是地狱,那么他们就是揭示地狱真相的那些人,真正的傻逼。
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没有被抓起来的,才是真正的王八蛋。在一个越来越精明的社会里,难道不该去同情一些因为太笨而暴露了的傻逼吗?
他们主要的罪恶,在于长相太过阴郁。有的凶险,有的谄媚。通常是浮肿的,笑容上带着一层油。所有长成这样的人,都应该抓起来,判他们做官。
至于那些会长的,养生有道,目露仁慈之光,还会弹古琴,就让我想起了其他国家的原子弹。

恶人和疯子:一个是慢性发作的,一个是急性的。人们在地狱里手足无措,活得没劲,什么都不相信,但总要找一些人来负责,实在不行就生孩子。总之,一个人每天像猪一样昏死在电视机前面,全是政府的错。然而恶和疯侵占的,并不是社会的理性空间,而是相反,在非理性的深渊里,他们将混沌变成了硬块,像一种逐渐或突然显形的雕塑。癌症和生孩子一样:无形的 DNA,微弱的蛋白质,生命从虚空中成形,可能性逐渐缩小,凝固……最为珍贵的并不是这片原本可以更干净、更先进的地面,而是我们未知和无知的混沌,这件事谁都没法负责。
我们并不恨贪官的邪恶,而是恨他们抢先浪费了配额。
戴黑框眼镜的人居然也会反对计划生育,此事颇为尴尬。难道不是他们,要削减这深渊的规模,为它做出规划,命名道路和车站?天空如此狭小,被命名为受害者的人,只能捞到怨恨了。
在地狱还没有来临的时间里,据说,存在意味着从爱的行动中消耗自己,把自己倒空,花光。在地狱里,我不配谈论爱。我急切地想要射精,如果不能,就射箭。语言像射出去的箭,收不回来,连可卡因都不用,它就热气腾腾地,然而也谦卑地遵循着力学法则地,从不存在和尚未存在中飞出去。我想要把自己扔出去,但又不敢蹦极,更别说跳楼。这种愿望,在我生活的垃圾堆上,此起彼伏,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欲望,被链接到某处,包括炸弹和购物袋。那些不敢杀人的人,连购物都感觉不到存在的人,饱含着欲望,一不小心就在飞机上发飙,殴打起空中小姐,然而,难道他们本来不是渴望着被殴打,被小姐吊在空中,羞辱、噼啪地打耳光直到泪水横流吗?
那些掠夺我的垃圾的人,肥胖的大胡子艺术家,也将我被污染了的欲望链接起来:看,这些傻逼,壮丽的受害者,快哭啊!

地狱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不是空间。1989年以来,像是坏掉的黑胶唱片,世界不断在原地打转。另一副齿轮越是驱动钟表向前转,这一副就越是要和它拉锯。两者之间,并没有混沌,而是接近于真空,拒绝访问的,无法读取的百慕大。2003年以来,政治家学会了哭泣,其他人学会了上网,时间越来越像是一种单行线,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前进,但实际上却停留在车厢里,被振动。有的人甚至被振得湿了。2008年以来,这种进步,包括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造成越来越大的张力,导致坍塌。
时间的收缩:朝向意义内部的坍塌,伪装成悲剧和喜剧但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坍塌:每发生一次横死,就有一千万人投以短暂的关注,以此抹去他们的死。这就像是数码相机对世界的审美:每看一张照片,世界就消失一点,而你甚至不肯多看一眼照片,从中补偿出另一个世界。时间不再漫无目的,而是链接在一个伪造的历史上,去生活,就等于去自首。社交网站的革命,只是在丧失了的时间里赛跑,我为什么要跟着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跑。
我很难确定自己的连续性。
我用强迫症来对付拖延症。用外国人的话说,前者是恋母情结,后者是恋父情结。而我就是我的外国人,前来寻找一线生机:我在自己身上看见了一个马三立,他节奏慢,不规律,和观众形成双向的流动,又总是返回到最初的沉默中,他折叠了时间,他一直都那么老不是吗?看见西门庆的话,会更管用,他擅长重复的节奏,象征着无限多的时间,但代价是在游戏结束的地方献出生命,也许更早一点,在游戏开始的地方就献出道德。他的无限的时间,也是向魔鬼换来的。已经没有更多可能。已经没有更多可能。地狱是如此拥挤,就连包养了历史上最懂得叫床的女人的人,也不拥有更多的可能。
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移至另一地方?

在近乎静止的地铁里,在坍塌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女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可塑性,她们把自己长成欲望的对象,像是从深渊跃出的可能性,凝固在 A 片演员身上,再也无法返回。隧道像一部《红楼梦》:晴雯、袭人、薛宝钗,幼齿之爱,包括性爱和同性之爱,非性之爱。但这一切只在面面相觑的远距离阅读中发生,灯光雪亮,像最高级的防弹玻璃。这阅读,与其说是《红楼梦》,不如说是《金瓶梅》。它那么冷,那么干脆,终究是在痛哭那些失掉的炮友。永远失掉的炮友。
然而爱是无耻的,它使臭烘烘的拖鞋和草原般辽阔的瑜伽垫平等,它会解决这两者之间的拖延症,不像是身体的移动,而是原地不动和相互吞食。
考虑到地铁实际上和地狱相连,我们应该在车厢里组织爱的派对。哪怕只是为了改进阅读:盯着手机的眼睛,彼此打量的眼睛,相撞的眼睛,流汗流血的眼睛,将身体投掷在目光里,去互相摸和舔,在紧贴着的屁股和腹部上也叫醒这样的阅读:相互纠缠的海绵体。
我们不是已经将自己活成了《读者文摘》和《金瓶梅》么。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结局,还指望着它其实是印错了吗?或者,同样的语言,还可以组装成另外的一本书?在这样的一本书里,世上只剩下语言,是阅读将它解开,分开,交换,弄脏,消耗。在这样的书里,阅读是徒步穿过地狱。革命是地狱之爱,在这里,地铁不通往任何一处,它只是把人们推向彼此,直到那些蹩脚的诗歌,被读出了香甜的体液。
在地狱里,只剩下语言。
在2012年12月22日,最后的革命之后,世上只剩下语言。现实已经坍塌,还差一步,只隔一层,就是永恒回归。然而语言是被语言隔绝着的语言,是被失效的,混乱的意义所劫持的,不能回归的语言:越来越快速消费的网络热词,像救命稻草,被其实已经哑了的人,紧紧握住,像握住其实已经不再射精而是在喷吐冷气的鸡巴:那些CCTV的词,社交媒体的词,弹幕的词,官场和商场上的词,那些被洗劫一空而没有一个词的人,在雪亮的大脑中乘坐地铁:离语言的深海只差一步。
女青年,在你的地狱里,有一头从未拥有过智能手机的怪兽,它的身体由海绵体构成,在血的声音里,它阅读着所有人的欲望。

一个小小的遗憾:澳大利亚革命从没有发生,不是因为草原太过辽阔,而是因为移民太多,他们都把这里当成了彼岸。贪官之所以没有爱,就是因为心存着彼岸,他们修了那么多的地铁,不就是为了把自己转移到另一处去吗。
脑筋急转弯:为什么贪官和香港人一样,从不在地铁里吃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坐地铁。

这篇文章的灵感是这样来的:我朋友 H 去拜访 L,说起曾在北京表演过的 S。此人斯文,和善,住在香港,没钱,不工作,也不搞艺术,对社会没有用。H 问:那么他信什么?L 笑着说:他信地狱。
这之前应该还有一番谈话,关于香港如何是地狱。以及他如何写一个没有人看的博客,完全不知所云,颠倒,混乱而令人激动。我也看过这个博客,确信它对香港文学没有任何贡献。这写作因此崇高:一个严格的逻辑:他信自己的颠倒和无用,由此生发了他的语言,也就是世界。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由他本人构成,也许也由对他的阅读构成。我感谢他爱他的地狱。至于香港到底是不是地狱,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他妈的又不买奶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