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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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凌晨某时，上海吴江路，软朋克（来自阮总的呐喊）。

10月21日，失败者的乌托邦

这是一次关于乌托邦的对话。但并非发生在陆晨和颜峻之间。尽管他们当晚坐在一起，喝酒直到天亮。前者说了很多，后者喃喃嗫嚅，所以并没有交流，对话只发生在后者心里。
陆晨几个小时的戏弄，嬉笑怒骂，比舞台上更精彩。我只觉五雷轰顶，万箭撺心，这个人莫非是上帝派来指点我的？感动得，数次从昏睡中挣扎醒来，听他醍醐灌顶。其实不是，那人只是又一次酒后发作，长出刺来，g g allin附体，顺手戏弄了一个倒霉的家伙。而我的被灭，是被自己灭，自我批判，和他无关。上帝并没有派一个好兄弟来帮助谁。
第二天我意识到，陆晨的天才在于他可以在瞬间找出人的漏洞，这是他用来把音乐扩展为表演的前提，“马戏团”的真正动力，既是一针见血，也依赖于这种即兴能力。在那天的即兴表演中，并不存在“我”，而是我身上的一个颜老师被用来做了道具。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做了同一件事，但陆晨可以做是因为他是畜生（在《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里，已经开始用这个词），我不可以做是因为我是颜老师。从某一瞬间开始，陆晨叫我颜老师，戏剧就此开演，因为他在“我”面前定义和召唤另一个我，而不是在另一个我面前和“他”对话。换句话说，别人的颜老师是一个角色，陆晨的颜老师，同时是“我”和这个角色。在“我”和颜老师之间，有一种妥协和默契，但这一晚，平衡被打破，而且是以如此精彩的方式。显然，颜老师被灭了，我因为主动和颜老师发生联系，也被灭了。所以，最后，这张脸爆发出一声大笑：你被顶马了！而我感觉到被涮了。
在记忆的碎片里，陆晨大喊道：乌托邦已经失败了！我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当然他不需要有任何意思，或者有，但是我忘了。但在2002年，顶马是一个乌托邦乐队。毛豆在迷笛音乐节上喊：我们永远年轻！没有人能消灭我们！我在台下热泪盈眶，并很快把凯鲁亚克和迷笛音乐节的理想主义情结联系起来，帮助更多人热泪盈眶。那是一个正面力量刚刚兴起的时刻，“愤怒是因为爱”，地下青年们聚集在阳光下，忘记了曾经在地下室诅咒着社会和不爱自己的女孩。“我们”也在长久的期待之后，终于诞生。但“我们”总归是危险的，一切复数都是危险的，危险在于，必须既保持一个抽象的集体，又对任何可能的体制保持警惕，这就是传说中的钢丝绳。也许要练钢丝绳，就得先加入马戏团？
顶马最重要的转折，是他们对乌托邦的否定，也就是说，他们预见到了乌托邦的漏洞、煽情的虚假、理想主义的危险。2003年，《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已经向狂欢转型，但靶子是上海小市民，文艺青年还可以把自己放在马戏团的同一侧。2004年，在豪运那场朋克乐演出中，陆晨煽动了观众：你们永远年轻……然后说，你们这群傻逼！显然，“你们”也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某些部分。从此顶马成为所有浪漫主义者、感伤者和信徒的敌人，就像另一个曾经正面赞美过乌托邦的人，杨波，在小说中写到的，憎恨一切在心中燃起熊熊感动之火的人。禁止抒情，这是抒情者陆晨包裹在他身外的刺猬装。在他和毛豆合作的唱片里，他甚至嘲笑自己的抒情。当嘲笑声达到一定音量的时候，就变成欢乐的音乐，这是他补偿抒情的方式。
第二天早晨，我记得陆晨指着kurt cobain的t恤哭。这是他惟一抒情的时刻。在其他时间，他会和所有cobain的歌迷开战，他会挑衅，污辱他们，然后被揍。这就是那句歌词，“朋克都是娘娘腔”的真谛。
2003年，我在迷笛音乐节体验到乌托邦的破灭。或者说最终的破灭。因为此前，那个用真诚同时也用自我欺骗搭建起来的幻影已经一片片崩塌了。我记得河酒吧最后的日子，欢笑的人群中，张全痛苦的表情；这种表情就像是追求心灵净化的圣人，在努力向上飞升的过程中被自己内心的小魔鬼拉着下坠。不少人离开了北京，也有人精神失常，用约瑟夫·海勒的标题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我很难再去写激昂的文字，即使写，也像是在模仿自己。别人的激情，曾经一再被我触发，但很难说傻逼就不会有激情，事实上就是猪，也可以被鼓舞着，在广场上呼喊。所以我也不再愿意去煽动别人。但更重要的是我不再被自己煽动，一往无前。曾经能够煽动别人的，并不是我的意愿和才华，而只是我呈现出来的自己而已。没有方向的时候，人们就原地打坐，这实在是一个好办法。
基本上，我们那批有地下摇滚情结的人，都是失败者。时代并没有给我们机会去建立一个乌托邦文化，甚至，大多数用本能来行动的人，最终都在现实面前目瞪口呆，惊异于它迅速的变化，以及曾经简单的价值标准为什么突然失效。我们对乌托邦的理解，并没有进入当下，复杂的现实（北京，市中心），而是停留在想象中（树村、霍营，城乡结合部），在现实和想象的屏障被打破之后，也就是社会离心分子被社会接纳之后，乌托邦无法承受张力，就崩溃了。关于狂欢也有一个误会——迷笛音乐节并不是狂欢，因为它不包含喜剧和低俗的成分。相对于纯净的想象而言，狂欢是粗鄙的，比如，在我老家，丧事要包括长时间的宴席，烈酒，谈笑，这和悲伤的理想主义者是相冲突的。残酷的是，悲伤之后，生活还要继续，以现实的方式；所以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我们呼唤着变化，现在它到来了……
失败者，基本可以等同于悲伤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最纯洁的革命必须是失败，只有失败才一尘不染。理想主义者也可以不把现实体验为悲伤，但他/她必须能够创造性地处理现实。2006年，舌头复出演出那天，我一直在想，对于不复存在的那个舌头，究竟是他们放弃了现实，还是他们根本就喜欢体验失败？
那以后我试图找到延续乌托邦的方法。我对“内爆”感兴趣，并且寻找创作上的新语言，决心继续革命，也包括自我克制和自我净化——这也是多数人的选择。有的人信了佛，有的人做了瑜伽教练。乌托邦意味着信仰，但信仰常常被执行为强制的戒律，也就是在现实中建一个真空的部分。有的人针对别人执行戒律，有的人针对自己，这都会在周围产生道德矛盾。比如说，我本来是一个酗酒的诗人，现在却成为吃素的颜老师，作为社会角色，这就是非典型的后革命时期的人格分裂。比如说，马克思被中国人塑造成一个不愿意用手碰钱的圣人，他的私生子也被从传记中删除。比如说，或多或少，从地下摇滚转型的民谣艺人，也都有这样的道德-声音转型：一开始举着流氓的啤酒瓶，制造噪音，在对抗中却不知不觉变成了圣徒，改用了和谐的箱琴。激烈的内心斗争是难免的，真诚的自我批判，进步，惟一不能面对的是自己的欲望和蒙昧。所以，我们很少从后来的民谣中听到安慰，事实上，那总是叹息和不安的挣扎。
贪财好色胆小，兼爱出名，这种特征最好不要出现在乌托邦世界的颜老师或者任何老师的身上，因为反差太大了。所有的人都有这些特征，所有的人也都还依恋着乌托邦代理人，和每个可能的老师一起合作，去加工一个智慧、无私、博爱的幻象。之所以是幻象，就因为它不能存在于所有人，包括代理人的自身。从地下摇滚开始的地方，道德神话就已经被使用，这似乎是一切革命共同的伎俩，因为叛军必须是正义之师，这个前提就是如来的手掌，让孙悟空最终领上了斗战胜佛的官饷。这也是革命终止以后，大家有机会去面对自己的肉身的时候，难以接受其渺小的原因。多数人否认音乐和革命有关，所以他们不用担心精神危机，但还有很多人，实实在在地，在自己身上发起过革命。音乐被寄托，因为它有能量，这理所当然；音乐甚至可以是纯精神体验，这也理所当然。但乌托邦代理人，又称精神领袖，其实只是“所有人”制造出来的形象，为了寄托他们无法在自己身上实现的爱和信仰。
是放弃乌托邦，还是继续相信某处有一个一尘不染的乐园，或者用其他的方法保持信仰（从“信仰”这个词最低的意义上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对于没有被乌托邦困扰过的人来说，这大概不是问题。但对我来说，如果说到2002年那场顶楼马戏团的演出，然后加上写迷笛音乐节的那篇文章，然后是《达摩流浪者》，这一切美妙的，应该如何保留下去呢？这就是个问题了。乌托邦应该是可以就地实现的，否则就得寄托到真空中去。但究竟如何实现？如果你能像约翰·凯奇那样，说出“从失败到失败，到最终的胜利”的话，那还只是精彩的话而已（凯奇的演讲，《人口过剩与艺术》）。失败者就是失败者，体验着失败，千真万确，无枝可栖。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陆晨那样，当场摆脱人的外壳，做一个畜生，妙不可言。

这就是读到齐泽克《借来的壶》之后的震动，尽管并不全能读懂，但关于后911时代和乌托邦的现实性，他恰好说到了我在想的东西。
这也是前段时间做《到彼岸去》，感到的舒畅。“去乌托邦化的乌托邦”，这可能又是一个过于美妙的幻影，但实在的是，那30分钟的声音，充满杂质，叫卖，旅游业，撞击，相机快门，水，一个看起来很讽刺的前提，却得到了这一年最好听的声音。这是我对我的乌托邦史的第一次解读，对那场失败的第一次回应。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Friday, October 31st, 2008 at 10:22 pm and is filed under 不在家, 文字狱, 消息树, 阅读. You can follow any responses to this entry through the RSS 2.0 feed. You can skip to the end and leave a response. Pinging is currently not allo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