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日记

给《诚品好读》的文章。

（当时熬夜熬到昏，写了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又修改了。）

北京是一个科幻都市。准确地说，是经典的cyberpunk空间，是一个用能量和哲学结构起来的母体。北京是非物质的，不稳定的，分层的，即使在同一个时空中，不同的人也因为拥有不同的信息系统，而处在不同的世界。
除了天安门和故宫，一切都有可能被拆除，每一天早晨，都有一些建筑消失、另一些拔地而起，街道被开膛，店铺不见了，每天去吃早饭的饭馆不见了，至于天桥，当然，也不见了。上百个塔吊同时运动，一个月就能改变几千公顷的风景。2005年，我曾经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项目工作，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就是数百人居住的村落，几个月之间，它消失得连一片瓦都没有留下。农民住进了楼房，但他们继续在楼下养猪、养鸡，天气热的时候，就光着膀子在路边乘凉。但流浪猫、麻雀、山喜鹊会找不到原来的家，它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同一条路，明天会禁止左转，或允许掉头，司机要学习新的知识以适应变形的城市。新的电表，新的邮政联网系统，新的电话费缴费方式，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也就意味着临时的，要在北京生存，必须了解到，一切看起来可靠的，都会随时更改，一切看起来繁华的，都终将被改变，譬如朝露，如雾亦如电……所以说，北京不只是在物理上处于变形状态中，它的内部，也被1600万在册居民和无数黑人、流动人口的意识所结构。这是一种适应了变化的意识，正如遍布地铁的广告所命令：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你不能指责北京人不靠谱，那是他们的存在方式——从两个好朋友酒吧到D22酒吧，开车只需要40分钟，堵车、修路、交通规则变更、违章导致的事故等等，最终延长到2到3个小时，因此你不能指责我的迟到。同理，你也不能指责一个人的辞职、转行、离婚、生病和千奇百怪的意外……北京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它以可能性为食，它派我们迟到，以便塑造更多的不确定性，并在其中挑选种子，培育出新的变形。
别介意。北京是一个有着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城市。不只是因为梦想家毛曾经试图瓦解权力体系，更是因为人们住在皇城根下，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在乎。人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分配权力，比如说，用横穿马路来瓦解交通规则的权力——的确，很多交通灯就是为了使交通混乱而设计的。人们在每一个细节上自行其是，但又遵循不可见的潜规则，这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公共领域，新闻是有限的，有时候要表达言外之意；在私人领域，人们也不习惯把话说得太明白，信息总是通过其他渠道渗透。信息及其编码方式构成了真正的北京。圈子是基本的地理结构，上班族有上班族的信息网，文身师有文身师的圈子，乞丐有乞丐的行会，文艺青年有文艺青年的眼神；人们在地铁里面面相觑，是因为他们远隔千山万水，不能互相解码。我们必须重新界定空间的含义，才知道身处什么样的世界。

就普通意义而言，空间首先是房子，然后，它应该是房子的功能、相关的人和事。但房子会拆，主人会换，想法会变，那些不变的功能、人和事，反而要在不同的房子之间流动。
90年代末期以来，北京的文艺空间开始在酒吧寄生。在电影学院附近的黄亭子50号酒吧，曾经有个著名的星期天诗歌沙龙，后来诗歌活动转移到好月亮和零点酒吧，叫做蓝色老虎诗歌沙龙，参加的诗人也换了一拨，从60年代生人，变为70后。但黄亭子被历史化，却是因为别的——年轻的电影活动者开始出现，2000年，实践社成立，在此播放大师作品、讨论创作。实践社的活动，和盗版热、DV热同步，彼时，电影的创作、观看权力被共享，全体文艺青年开始热爱电影，记录片和民间观影活动风起云涌。三里屯南街的燕尾蝶、清华西门的盒子咖啡很快也加入这个行列。在黄亭子停止电影活动后，搬迁至清华东门的盒子咖啡变成了最重要的去处，更多的民间电影创作，更多的讨论和会员活动，把知识分子、艺术游击队和嗅觉灵敏的文艺青年联系起来。我们把这种联系称为“气”，人在，气就在，分享权力的兴奋期过去后，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喝咖啡的知本家日众，气也就散了。
诗歌当然不像电影那么受欢迎。蓝色老虎的沙龙没有持续到一年。2003年，在一望无际、仿若程序自动生成的望京幻像中，猜火车酒吧开张，诗人又找到了聚会的所在，不同的策划人带来不同的诗人圈子，下半身、蓝色老虎余部、黑大春和其他前辈、学院势力，最后全北京的诗人都至少被邀请过一次。这是一个显然经营不善的酒吧，诗人除了让自己开心，也并不能带动消费，所以酒吧不知所终，诗人也不知所终了。此后，诗歌活动仍然发生，大约是诗人-文人-知识的关系，使他们仍然能分配到一定的社会资源，也能对传媒造成一定的感染力。大型书店、房地产楼盘、学校、艺术节，诗歌被用来书写低成本的广告，这些临时的空间，混杂了诗歌爱好者、闲人、不明真相的路人、文艺圈交际花，各怀鬼胎，气息相撞，通常都是一次就散。这也是许多经营不善，或者处在困惑中的空间的经典模式——被业余文化掮客说服，为商业目的而举办另类活动，最终两败俱伤，不欢而散，像一次从天而降的快闪（flash mob）行动。
这种矛盾的合作，我们称之为拧巴。2000年前后兴起的地下摇滚，就是在拧巴中成长的。没有专营摇滚乐的live house，唯一例外的那间，叫做17，由摩登天空公司经营，最后还是一样唱起了卡拉OK。事实上，那时候没有live house或者小型表演空间的概念，只有兼做演出的酒吧，比如豪运，有包房，有小姐，外边散座是沉重的原木桌椅，传说中的美国西部装修风格，从死亡金属到硬核朋克到电子噪音，全都可以上演。2004年，新豪运在女人街开张，仍然是土产西餐风格，设定最低消费，顾客是腋下夹着手机包、穿翻领T-shirt的大肚老板；但它也仍然是摇滚乐基地。这种拧巴，到了愚公移山时代（2004年）才开始改变，星光现场（2005）和MAO俱乐部（2006）进一步树立了专业演出空间的地位，豪运才慢慢衰落下去；而另一个重要的摇滚乐现场，无名高地，也在2007年寿终正寝，在此之前，它顽强地在白领顾客和愤青之间寻找着平衡。
但最拧巴的还不是商业和摇滚。人们或许还记得开心乐园。全世界只有这一家。在它的全盛时期，2000到2001年，每到周末，以树村、东北旺地下乐队为主的乐队演出，动辄彻夜，近千平方米的空间里沸腾着狂欢的气氛，观众有时多达数百。啤酒3块一瓶，几乎没有座位，几乎没有装修，舞台边坐满撞累了的观众，黑暗中有人划拳，有人倒地睡觉。事实上这是一家廉价滚轴溜冰场。1999年，它的前身在相距不远的地方，面积只有一半，是一家提供廉价小姐的廉价歌舞厅。开心乐园是说唱金属崛起的地方，是舌头全裸演出的地方，是木推瓜和美好药店成长的地方，简单地说，它是当时地下气氛最浓的空间，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看演出，而是为了相聚。同样的人群，在2000年和2001年构成了头两届迷笛音乐节的观众——最激烈的服饰和文身、最默契的眼神、最内部的话题。如果不是因为拆迁，开心乐园也不会存在太久，因为一个越来越专业的世界，终将容不下这个自发的、和时代反向行动的水泊梁山。

开心乐园不是孤立的空间，它附近还有廉价的迪斯科、廉价的夜总会、大排挡、著名的打口唱片一条街、韩国服饰店、滑板店、漫画店，还有失修的道路和廉价的妓女。这就是传说中的五道口，北京朋克的发源地——这和另一个空间有关，在开心乐园之前，嚎叫俱乐部曾经盛极一时。五道口附近有语言学院，留学生和本地朋克带动了街头文化，打口唱片让摇滚青年流连忘返，廉价和破旧的建筑关联着最低的成本，附近居住的民工和在中关村打工的外地人拉低了物价，这是它成为亚文化圣地的原因。嚎叫和开心乐园的存在，顺理成章。
但很快，资本清洗了这一切。除了仍然坐在路边乘凉的大爷大妈，五道口已经很难让人联想到过去。因为处在学院区和中关村，迅速崛起的知本家和房地产商联合起来，把这一带变得窗明几净、帜高气昂。昂贵的新楼盘、书店、咖啡、日本菜、户外用品店、大商场，更多的玻璃和大理石改变了五道口。原来的空间已经变形、分散，向其他物理空间渗透和遗传。地下气氛不再是高浓度狂欢，而是稀释后被更多人分享。这就像第五届之后的迷笛音乐节，空间被公共性改变；五道口被早期的北京文艺青年折叠起来，揣在怀里，带到了他们的生活里，在合适的时间和空间，又会被打开、撑起来，变成临时的异托邦帐篷。
应该说，资本和政治对北京的改写，堪称人类之奇迹。五道口只是一个例子。能拆的都拆了，然后盖新的。菜市场要盖新的，服装市场要盖新的，酒吧街也要盖新的——通常都是因为旧的太过发达、混乱、呈现出利润空间，所以要重新管理起来，秀水就这样变成了雅秀，五道口也这样没了，三里屯酒吧街南街也这样没了，现在的簋街也比以前体面了很多，通常说的三里屯也正在升级。10多年前，三里屯（北街）是中国惟一的酒吧街，也集中了北京最会玩的人，但它也会老，2000年以后，成本上升，没有暴利就很难生存，有意思的空间逐渐消失；而南街开始崛起，青岛啤酒10块钱变成了默认的规矩，文艺青年、非商人的老外、艺术家、浪人、诗人、酒鬼聚集起来，文艺活动也持续不断，这条街在2002年夏天达到鼎盛，深夜还有摩托车队徘徊，半裸的SM玩家招摇过市，sitar声和手鼓声延绵。而当时的北街，已经开始盛行在街头拉客，更北一点的地方，则有皮条客出没。
三里屯的最终衰落，是在2003年SARS之后。8月，禁令解除，全民亢奋，消费热潮随之兴起。新派的后海因此崛起，而三里屯被抛弃。后海曾经是一个诗意的所在，惟一的酒吧是西安人老白的无名酒吧，冷爵士在湖面上轻轻飘着，喝茶的喝茶，发呆的发呆，老白在门口坐着，看不顺眼的客人都被拒之门外。SARS之前，后海也只多了几家模仿老白风格的酒吧，房租不贵，生意也不紧不慢，仍然是闲散幽静的气氛——后海曾经只属于文艺圈最酷的那些人。精英被大众打败，只需要几个月时间。政府主导修建了荷花市场，成排的酒吧餐馆拔地而起。SARS之后的后海有如庙会，每个角落都开始大兴土木，老白的风格被无限复制，旧家具、旧装饰、植物、家庭式小空间、电子乐和爵士乐，这一套变成了后海的符号。后海装不下了，就向附近溢出，北边的鼓楼（著名的床吧、疆进酒）和东边的南锣鼓巷（靠近中央戏剧学院），都盛开着这种农业时代风格的小酒吧，仿佛是北京人对自身快速发展的一种平衡，又像是年轻人在加入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前最后的纯真游戏。
至于三里屯，政府终于醒悟到它的价值，于是和资本联手重塑。尽管计划一再受挫，3.3大厦还没有开张就换了老板，但更大的工地仍然在更大的广告牌后面摩拳擦掌。三里屯不再埋藏北京最酷的鞋店、最舒服的酒吧、最神秘的饭馆和最时髦的俱乐部，但它可能会变成北京最值钱的娱乐区域。这就像用管理的熨斗熨平了空间的绉褶，不再有秘密，也不再有风格，装修公司取消了园艺师。

北京也曾经有过圆明园画家村，还有后来的东村、宋庄艺术村、索家村艺术区、东北旺-树村-霍营摇滚村落，这些自发形成的生活聚落，已经慢慢（或者说快快）被人遗忘。宋庄是一个例外，从90年代初到现在，艺术家和村委会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对抗、驱逐、出卖、交易、合作，现在宋庄小堡村成立了美术馆，栗宪廷出任馆长，并以宋庄人的身份参与本地生态建设——比如说，有限的土地资源可以卖给艺术家盖房用，谁有资格买，就要老栗来决定。听起来有点专制，但也许比现代化的委员会更有效。宋庄有了画廊、艺术家饭馆、宋庄艺术节，它似乎正在从拧巴中舒解出来。
其他小生态的消失，要么是因为建设规划（树村），要么是因为政府暴力驱逐（圆明园、索家村），要么是自身场景的变迁（东北旺、树村），人们总是拿纽约苏荷区做比，但苏荷不只是居住空间，它也是活动空间。在欧洲，文化占屋（squat）的原则之一，就是占屋者应当把被占建筑当作公共文艺空间，举办公开展示活动。但在中国，公共空间的概念并不存在于传统之中，公园和广场的性质至今也和西方截然不同。无论自有、租借还是非法使用，艺术家愿意建设的是私人空间——不妨去上苑看看，艺术家多么会盖房子——而不是非赢利的公共空间，像798那样的艺术批发市场之所以能够形成，也是因为缺乏分享精神、公共意识，所以才让钱而不是艺术主宰了这个巨大的复合空间。当然，如果798的艺术家真的在那里生活、分享艺术，而不是做生意，恐怕地主早已把它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
798不是苏荷，越来越多的艺术区也不是。酒厂、草场地、费家村、十里河、孙河、歌华数码大厦……自然形成的，是画廊在主导，非自然形成的，是政府在规划。空间越来越大，房租越来越高（798最高房租达到每平方米每天8块，江湖酒吧的转让费高达400万），画廊越来越多，但艺术家却并不生活在这个场景之中。这是一些临时空间的集合，资本的意志使它们运转良好，但人和文化的细节仍然匮乏，如果将资金从中抽离，它们将只是一片壮丽的废墟。

而今天的北京，正是一座废墟的城市。它不是在崩塌，而是在主动拆除自身，并在拆除中匆忙重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被匆忙转移，流动到别处，被种种能量鼓舞，变异、更生，重又焕发，或不幸遗落、永不复生。空间在移动，在人和建筑之间显形，或隐去。奥运当前，一切皆有可能。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Wednesday, November 21st, 2007 at 3:08 pm and is filed under 文字狱. You can follow any responses to this entry through the RSS 2.0 feed. You can leave a response, or trackback from your own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