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日记

给《诚品好读》嬉皮专题的小文。

90年代末期，北京的一份报纸刊登了留着鸡冠头的北京朋克照片，旁边是大标题：中国不需要嬉皮士。
嬉皮的根源在60年代末期的美国加州。和很多文化感染一样，它在跨越时空的过程中变异、散射、溶解、化合，在语言和生活风格中流传，基因依稀可辨，但又似是而非。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中国主流、官方文化的保守，所有的人也都在谈论奥运前的疯狂加速度，事实上这是一回事。中国社会在保守的基数上，用最前卫的姿态狂奔至今，官员喜欢高楼，老百姓喜欢民族主义，艺术家喜欢实验，愤青则和他们对着干，大家拥有同样的基因。在21世纪的中国谈论嬉皮，则需要谈到80年代的摇滚、90年代的地下，需要把左派和自由主义煮进同一个火锅，让垮掉的一代、无政府主义、竹林七贤、背包客、切、绿色和平组织、自由作家笔会赛跑，去追逐现代性，去先锋，去前卫，去实验，去反叛，去继续革命……
如果说8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仅限于街头流氓、北京摇滚、囚歌、霹雳舞等等现象，那么从90年代的压抑气氛中，倒是酝酿出了更自发、更有生命力的亚文化萌芽。垮掉的一代，已经通过文学渗入，和金庸小说的江湖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用酒和放纵（或者，对放纵的想象和模仿）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短暂的、小型的非官方社会。嬉皮首先是一个词，被想象——首先是官方资料的批判，导致敏感的年轻人神往；然后摇滚乐资讯被翻译，人们听说了大麻和LSD，和平与爱。
青年受到的压抑，来自性、住房、收入、社会空间、生活选择和政治关怀，来自不可以选择发型。压抑的结果是自毁和向外的攻击。文学早已无力介入现实，艺术又太过精英，摇滚乐当然是最好的文化温床。90年代初期的重金属，凝聚着最空洞的歌词、最无力的幻想和最骄傲的生活方式，酒精、大麻和毒品（并不普及）是好朋友，颓废成为最本能的反抗。然后是中后期的地下摇滚、北京和武汉的朋克，将自我否定提炼为社会批判，世纪交替的时候，说唱金属风行：轰轰轰轰，轰轰轰轰，我恨这个社会，呕——整个10年，年轻人吞食了从左到右，所有的激进观念，对暴力美学、黑暗艺术和破坏性的思想产生了天然的亲近。主流只有一个，年轻人用一万种原本互相矛盾的方式去对抗它，也在对抗中发明自己。
2002年，我们有了第三届迷笛音乐节，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第一次在草坪上，在各自的城市，他们都是孤独的种子。从某人的堆满空酒瓶的陋室，到充足的阳光下，反叛者开始有了安全感和爱的感觉。在地下摇滚冲向愤怒和狂欢的顶峰之前，2001年7月，河酒吧在北京三里屯酒吧街南街开业。老板是野孩子乐队的两位主唱。这也是当时惟一在音乐上有所成就的民谣乐队，他们是西北民间生活的精神传承者，也是一个波西米亚圈子的核心。地下摇滚对都市化、新技术的抵抗，是一种道德上的保守主义和生活上的草根本能，但民谣走得更远。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主要上演民谣音乐的酒吧，开始聚集起地下摇滚、实验音乐、朋克、电子等等各路乐手，舌头、王凡、FM3、反光镜都曾在此演出，年轻的作家、诗人、电影人、艺术家、媒体从业人员、老外也挤进来，挤不进来的，就站在门口喝啤酒，直到凌晨3点才四散而去。
摇滚乐聚集起来的归属感和狂欢（这里有世界上最剧烈的mosh pit，我就是被撞断骨头的铁托之一），开始被较低浓度的快乐接管，亚文化内部的社交圈出现。那些和文化无关的兰州和西北老乡，带来了土气的、世俗的气息，它否定了时尚，也安慰了愤怒。在亚文化中泡大的老外，和河酒吧圈子的更多核心人物在门外打手鼓，唱《游击队队歌》，也带来了云南的围巾和裙子、fire poi、口弦、民族首饰地摊。今天的新民谣场景是从河酒吧开始的，赵老大、小河、万晓利、王娟、周云蓬、IZ，都在这里得到了第一批粉丝；但河酒吧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对民谣音乐的贡献。观察某些顾客的行踪，会得到一个全国性的网络——他们出没在成都小酒馆、昆明骆驼酒吧、大理鸟吧、广州碟瓦（以及之前的不插电、之后的碟瓦和桥房、今天的喜窝）、上海Buddha Bar（一个高消费和时尚的例外）、拉萨念酒吧……他们串联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乌托邦，交换最新的电子乐和民间音乐唱片，交流卷烟心得，描述加德满都的嬉皮区，他们把生活变成玩儿，让民族风情的服装和饰品流行起来——比后来小资的流行要早两年左右。
在远离都市的地方，云南大理古城，另一个热点在酝酿。90年代末，这里已经被一些老外发现，超慢的节奏、超低的物价、70年代的生活样式、少数民族、免费的大麻、对路的酒吧、客栈和批萨店，一个与世无争的桃花源。成都和昆明的艺术家、中产文化人，把大理当作后花园，提前退休的摇滚乐战士和前卫文艺工作者，决定在这里住下来，他们开了更多的酒吧和客栈，也招来了更多的朋友。到了2002年，大理已经是圈子里每个人都该住一阵子的黄埔军校，它有点时髦了。当时的大理移民，可以用暴力但是简便的二分法划分：左边是嬉皮精神、草根精神的梦想者，右边是自由主义的、懂得享受的文艺产业商人，大家相安无事，但根本是两个世界。河酒吧的每个人都和大理有点关系，反过来也一样，但主要是偏左一点的那一圈。此外还有Peter这样的老外，他每月花600块钱租一栋大house，不定期举办trance聚会，精通化学药物，和文艺世界完全无关。
2003年，SARS改变的不只是生活节奏（事实上，8月以后，中国人的消费热情得到反弹，节奏加快，进入了亢奋的前奥运时期）。亚文化在此分水。所谓的开明社会到来，经济活跃，叛军找不到反抗的对象，以舌头为代表的地下摇滚普遍停滞，一切极端的态度，都开始向内、向远方寻找新的形式，更多人提前退休。越来越多为了告别的聚会在河酒吧上演，背包旅行开始盛行，西藏、新疆、意大利、西欧、东南亚，越来越多摇滚乐战士穿上了从大理带回来的宽松布制衣裤。除了大理，阳朔、凤凰、青城山后山也出现了更多文艺青年。迷幻文化在所有大城市扎根，大理和新疆的本土风格，与尼泊尔、荷兰的外来文化相融合。越来越多的朋友皈依，或患上精神疾病。90年代地下文化在此终结。8月15日，河酒吧转让合同签字生效，一个时代结束了。
或者说另一个时代开始了。2004年10月30日，野孩子乐队创始人之一小索因胃癌去世。2004年12月31日，南方摇滚之子王磊出现在广州新年音乐节上，和他新组的raggae乐队。死去的是一个曾经徒步黄河沿岸的野孩子，再生的这位，是过着半公社生活的浪人，他从重型电子摇滚转向抒情的raggae，赤裸裸，像所有这些不安的灵魂。他唱的是一首新歌：除了爱别无选择。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Friday, October 12th, 2007 at 9:04 pm and is filed under 在路上, 废话. You can follow any responses to this entry through the RSS 2.0 feed. You can leave a response, or trackback from your own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