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末日记

感谢游牧诗人、爱的摄影师和社会行动者廖伟棠。

咖喱在香港（二）：“诗加影院”

“唐三”乐队在排练

“唐三”的Band 房

Band 房外的阳台，届时观众可到这里尝试乐队成员调的酒

时间：6月30日星期六，晚上9：00-11：00

地点：九龙上海街716号三楼“唐三”Band 房

活动内容：在一间位于香港传统建筑“唐楼”的1000平方尺老式排练室里，有着充满六十年代“摩登”气氛的布置，同时展出“唐三”乐队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们——一些香港另类青年画家的油画。“唐三”乐队创作的电影（由香港艺术中心资助）《塔塔湖水怪》和其它香港影像将会在幕布上循环播放；“唐三”乐队和其他香港地下音乐朋友将即兴伴奏音乐（布鲁斯+实验jazz风格）；香港诗人廖伟棠将全程穿插朗诵他写的香港题材诗歌（也和乐队成员有关）。同时，在露天的大阳台上会有乐队成员现场调酒。整体气氛会像一场六十年代的地下派对。突出咖喱秀的自由散漫性质。

主要参与艺术家介绍：
廖伟棠，诗人、摄影师、“唐三”乐队小号手，曾出版诗集《少年游》、摄影集《孤独的中国》等。
小高，画家、“唐三”乐队吉他手，曾出版画集《红鼻子》、参与多部电影演出。
查理，画家、设计师、“唐三”乐队贝斯手，曾独立导演电影《塔塔湖水怪》及参与多部电影美术以及副导演。
阿韬，画家、“唐三”乐队鼓手。
小曼，画家、“唐三”乐队鼓手、参与多部电影美术设计。

预计可容纳观众人数：20-30人

联络人：廖伟棠
电邮：liuwaitong@yahoo.com

附：漂流Band房

廖伟棠

在香港俗语里,“Band房”就是乐队排练室的意思。香港有数百支地下摇滚乐队，他们没有公开的演出场地（连酷一点的酒吧都没有），都是自己租了便宜的房子排练，呐喊、发泄、“穷快活”。作为一个永远弹不好吉他的准摇滚青年，我曾经混迹于他们之中，比混于文学圈更自在快乐，我也有一个常常去的Band房，在那里喝酒唱歌，度过这十年里许多隐秘的时光。
这个Band房的故事，先要从Band房的主人阿高和查理说起。第一次见阿高和查理是97年在一个画家的画室派对上，阿高腼腆地坐在画室一角，查理则自顾自地一直在院子里玩滑板。我越看越觉得厚嘴唇的阿高除了肤色偏白一点，像极了我热爱的六十年代吉他大师Jimi Hendrix，于是以此为由和阿高攀谈起来，原来他也极其喜爱六十年代文化，自己画画和玩音乐，我们一下子谈得兴高采烈。但之后是两年没见。
99年的夏天，我在旺角经营一家生意惨淡的文艺书店。我天天在柜台付案看书，一天抬起头，看见阿高很憨厚地对我微笑。原来阿高在离旺角不远的大角咀上班，工作竟然是糕饼店的面包师傅。他每天在面包店工作10个小时以上，每周休息一天，而这一天，他会约上查理（设计师、低音吉他手）、小曼（插画家、女鼓手）和我，到他们租的一间位于葵兴工厂区的Band房玩，画画、玩音乐、看影碟、或是无尽的穷聊。这样的厂房在九龙的葵兴、观塘一带非常多，自从九十年代大量厂家北移到广东，那些老工厂大多空置，以极低的租金出租，结果成了渴望自由的年轻人的乐土——比如说阿高他们租房子玩的那座大厦，起码有二十支地下乐队驻扎于此。而且这些简陋的工厂也可以让年轻人发挥无穷的精力和想象力，每一间Band房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像阿高他们，就把房子漆成了六十年代风格：大门上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海报：吉他上的白鸟、壁画和家具都是Beatles《黄色潜水艇》的迷幻色调。
Band房是我们珍贵的独立空间，拉上窗帘、放上Beatles的黑胶唱片、点亮那个从跳蚤市场买来的舞池转灯，世界就和我们无关。我当时也是个郁闷的文艺青年，除了和他们一起即兴玩音乐（我吹着跑调的小号，因为吹不好所以显得很实验），就是以他们为题材写了很多首诗，其中有一首叫《阿高在街上弹吉他，在Band房睡觉》，里面这么写：“过了子夜，大角咀街道/更加兴旺，箭头和垃圾交织着网罗我们的网。/电吉他轰轰烈烈呼唤着，工厂大厦却空无一人。/于是静静的，我想起我们看过的电影里/纽约街头涂鸦的青年们，他们的画惊奇﹑鲜艳，/就像我们在Band房地板上做的梦，画着贫民区的大麻。/于是我们走吧，在沉到海底之前大声叫喊吧！/在我们全都睡着的时候，阿高才醒来离去，/因为凌晨他要到大角咀的面包店上班。阿高，/‘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烘烤我们的黑夜。”就是这样的，阿高太累了，总是在我们的震耳乐音或者高谈阔论中睡着。
我们半夜也常常在Band房打地铺，后来我还写了一首《冬天早晨在Band房醒来写给女鼓手小曼的黎明俪歌》：“夜莺飞过荒凉的葵兴，爱上了在工厂区/空置大厦中迷路的陌生人。/吉他在痛饮，贝斯吸入酒精，鼓已经脸红——/电风琴晕眩旋转。我们把翅尖浸入花蜜中/为了忘记越冬的飞行……后来还谈到你们的画和音乐，/还有我的诗。‘我们怎么办？被世界吞没/甚至没有叫声。’但乐器飞过来吧：/吉他愤怒，贝斯包围，鼓挥拳打出——/电风琴把血舔干净。/天亮了，我在冰冷地板上/无法再入睡——夜莺飞过你们荒凉的梦境，/带走了在歌声中迷路的陌生人。”
Band房最初在南丫岛，后来那里挤满了游客，他们就搬到了葵兴。在葵兴，我们的临时乐队叫做“唐山大兄”，录过一首歌叫做《Big Baby》。前年，他们又搬到了大角咀的一座“唐楼”里，那里原址是个小妓院，现在在大阳台上望过去街对面，还能看见一样格局的另一家小妓院。我从北京回到香港，又加入了他们。阿高成为了专业的漫画家，出版了自己的漫画集《红鼻子》。后来，查理还在Band房拍摄了他的第一个电影短片《塔塔湖水怪》，最后一个镜头里，我们所有朋友全都出现了，高歌笑星卢冠鹏的《几许疯语》，卢冠鹏也出现了。
对于我们来说Band房就是我们的香港。不管咫尺之遥就是全香港最喧嚣的街道，我们还是听我们的黑胶唱片、弹我们的跑调乐器、喝我们喝不完的啤酒，微醺中，随着Band房漂过来漂过去，就像藏身于一个不会破裂的肥皂泡。十年了，快乐一切依旧。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Saturday, June 16th, 2007 at 2:58 am and is filed under 在现场, 大声展, 寻人, 消息树. You can follow any responses to this entry through the RSS 2.0 feed. You can leave a response, or trackback from your own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