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火车在绕着北京奔驰
突然想起来《南风窗》杂志约过一个稿，后来音信全无，终于问了一声，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用。鉴于人家约稿也约了很多次，我也拖了那么久，就不批评他没礼貌了吧。
多亏了李老板，那个终于想出来的题目叫做：
……蓝色的火车在绕着北京奔驰
2005年5月21日，午夜，李剑鸿幸福地闭上他充满血丝的眼睛，对周围还没有醉的人说：“你听，蓝色的火车在绕着北京奔驰。”
在经过了8小时声音轰炸之后，“新北京新声”的观众和艺人们已经基本散了，剩下十来个，从798南门空间出来，在“吃艺术”饭馆门口做余音绕梁状，不肯离去。杭州的2pi唱片老板，噪音先驱李剑鸿已经发觉了自己听力的异常变化，他抬起头来向虚空张望，再次请我们注意北京的声音环境——火车，总是火车，在平原上不舍昼夜地奔驰着，隆隆的钢铁之声向建筑、植物、空气和空气中的尘埃散射，低处的几乎完全丧失在进城的路上，高处的却在反射中模糊了自己，变成和古人耳中的涛声风声一样的声音，将我们包围起来。而成千上万辆飞驰的汽车，此刻，正用永恒的白噪音填补着被道路划分出来的小格，每一块，都安眠着成千上万放弃了探测能力的耳朵。
也许还应该加上飞机，在任何一个方向的郊区，飞机都从容地经过，转身，升起落下，在看不见的轨迹上振动着它们庞大的身躯，用厚的轰隆和薄的哗啦涂抹着天空。每一天，仅仅首都机场就有近千架飞机起落。如果说太多的飞机撕裂了阿姆斯特丹的蓝天，那么在北京，灰色的天空已经和飞机溶为一体，正如壮观的塑料袋和垃圾把火车、建筑和悲惨的树木凝结在一起。
7月，我曾经在北郊的荷花池边静坐，月光照在鱼塘水面上，虫和蛙在叫，偶尔会有一条鱼从水下跳起来，拍打一下水面然后又潜入无尽的沉默。除了飞机和火车，没有什么用来证明这座巨城的身份。它们无处不在，华北平原像巨大的露天剧场，万物呼吸，并用呼吸声演奏，月光只是照下来，什么都不改变。而飞行的、奔驰的钢铁也只是经过。声音连绵，成了背景，仍然只是经过。鱼跳起来，然后被人钓去，吃掉，另一条鱼又跳起，它们也只是经过。
交通把北京变成了一个目的地和出发点。人们到来、离去，带着梦想和钱，加入那个“日新月异”的神话。作为既不属于此地也不属于彼处的过渡者，他们已经和噪音嫁接在一起。人们听不见70分贝以上的机舱噪音，听不见火车减速、拐弯时机件摩擦的声音和空气迅速通过缝隙的声音，也听不见撕心裂肺的地铁，至于温暖的、和记忆一起发生着的公共汽车，它的摇晃、抖动、痉挛、催眠，它的任性的嚎叫和哀怨的哼唧，在那些彼此紧挨着又完全隔绝着的意识中，也一并被忽略了。事实上人们忽略得更多——太空基地般的住宅小区、鬼城般空旷的夜晚的中关村、惨淡而霸道的灰色空气……以至于晚霞偶尔灿烂，也没有多少人相信那是真的。
在花费了生命中太多的时间之后，人们习惯了北京的庞大。生命似乎就是移动，从通县到海淀，从机场附近茂密的新建小区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混沌物理模型，这些迟早要消失的肉体，承载了如此大的空间、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噪音不再是问题。而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是记忆。甚至安全感。一切都可以容忍，并接纳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在经过的时候，只有目的是确实存在的，身体和空气摩擦所发生的损耗、捎带上的信息、遭遇的刺激和反应，因为太多，所以不再真实。在轰响中人们向美好的明天狂奔，而传说中的明天，就在一根杆子上吊着，在眼前晃着，让你跳起来，还差一公分，让你再跳起来，仍然差一公分，让你叫喊起来，发出亢奋的欢呼和咒骂，让你想象并模仿着狼和藏獒，和非人的吼声一起再次起跳……这次你跳出了40公里，从通县北关的新兴社区跳到了西三环绿荫下的建委大楼，一路上你紧紧搂着发动机的低频和无意识的小曲，而明天，在又一道声浪的推动下，又稍稍远去了一公分。
每天晚上，北四环的汽车声以90分贝的强力充实着夜色。进城的载重汽车运载着金属和水泥，和小汽车一起坚决地快速经过。在道路的节点上，预先抵达的水泥形成一座座共鸣体，高频被撞得粉碎，然后向四面八方弥漫，以40到50分贝的音量抵达居民窗口。如果离得近，那就可能是70分贝——一个嚎叫着前进的发展中国家，一个白花花的、锋利的夜。
而人们对此浑然不觉。
生命是临时的。北京是临时的。一切都可以拆除、伪造，一切都可以放弃、更新。除了那些被选中，作为样本留给记者和官员微笑合影的风景。而合影的时候，声音是可以忽略的。因此你每天都会遇到施工和装修。为了让生活追得上我们对生活的想象，需要贴更多的胸毛、盖更多的世界第一楼、消耗更多的木地板和乳胶涂料。但所有的装修都是临时的，因为身体在躁动，欲火早已按捺不住，要去满足所有的想象。爱好装修的老大拆除了小市民的临时饭馆，小市民拆除了少年的临时书架，没有人还知道安全感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拥抱着、抚摸着噪音，和它分享日出日落。就像20年前，大小城市盛产过一种头上插满塑料卷发器的女人，在生命中的很多时候，她们努力地把自己打扮得难看，是为了传说中的美。她们对此，也浑然不觉。
一旦安静，人们会减速、反省，然后是质疑。长时间的关注会放大任何对象，尤其是每天清晨上百只京叭的叫嚣声，在北京的许多社区，生活气息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得不分享孩子的哭闹和小狗的欢歌。放声歌唱，这就是人们寻找安全感的秘诀。人们唱着歌走过漆黑的小巷，然后长大成人，购买3000张盗版DVD，拥有10名以上性伙伴，在分期付款的汽车里放上140 BPM的迪曲，开大声，驶过他们注定无法认识的信息的海洋。声音是驱除不安的工具，声音是临时的，不安是永久的，以活力的名义，人们让注意力跑动起来，从一个临时到下一个临时，不再去留意悲剧般的、根本的临时性。
成年人不会害怕宁静，但小孩子会。活蹦乱跳的福娃、幼儿园一般的平安大街、播放着《济公》主题曲的垃圾车、亢奋的奥运情结，不确定性使得人们返老还童，天真地相信可以用欲望来填补欲望。投资、发明、煽情，过剩的营养给北京带来了儿童多动症。用噪音来反抗噪音似乎是惟一可行的办法。朋克是这个城市的特产——在盛产公共暴力的地方，也盛产私人的暴力。儿童可以做他们想做的，无论是在饭馆里大哭，还是在公园里播放65分贝的古筝曲，朋克也决定利用这样的特权，以哪吒的名义，跟化装成小孩的老头老太太们死磕。他们撕破了衣服，摇摇晃晃地走过五道口，对那些正在巨型广告牌上嚎叫的事物发出嚎叫，回到家却只想“让我彻底安静”（这是地下婴儿乐队8年前的歌词）。只要是任性的，只要是像生命一样不确定的、旺盛的，都可以在北京存活。这个自相矛盾的城市，给自己培养了对抗者。朋克短促而尖利的叫声，和那些干净的新贵们通过规划、投资、媒体所制造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放大了不安，暴露了恐惧，纵容了愤怒，就像是全民嗑药、集体狂笑的时候放声痛哭——这真是一个多彩的儿童世界。
在声音艺术家姚大钧的描述中，“台北捷运的警笛像赶牲口般地以噪音击吓乘客。”但如果没有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适应？掌握发声装置的人是按照自身的需求来揣测他人的，不是把自己当做牲口，就是把别人当做牲口，做牲口做久了，对于做人的乐趣，多少也会有些陌生。这不是只有在台北才发生的事情。
2006年春节的一天，一个热气腾腾的人推门进来，向茶馆里的狐朋狗友们拜年：“今年终于可以放炮了，传统文化有救了！”或许吧。
林立的高楼，对每一声爆竹进行了反射，有时候能产生十几个清晰的回声，但更多的，只是混浊一片。礼花在20层楼的高度爆炸，它的声音被远近不同的楼反射向不同的方向，然后再反射、再混淆、再以强悍的频率扑向人耳。欢乐被加倍，像人参一样把北京撑得红光满面，继而流鼻血，继而喘气，继而疲惫。可怜的孩子，憋坏了，却已经永远丧失了放炮的环境。坚硬光滑的立面，吝啬的间距，千篇一律的烟花爆竹品种，过度敏感的汽车报警器，加上开禁之后不加节制的亢奋，这一年的春节，听起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喜。说是可怜，真不为过。
传统文化或许还是有救，从噪音中开始，好歹可以认识自己。
大觉寺烦人的古筝和轰鸣的水泵，日坛公园社区党员活动放肆的音箱，阿姆斯特丹中国文化节上杂耍一样的民乐，这是我去年的3次最不靠谱的经历。一起做“声音与城市”艺术项目的朋友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市民特征。显然传统并不只是文人和僧人所倡导的静。北京人正在以他们的方式宏扬传统，例如，在三轮车上挂满铃铛，列队呼啸而过，把什刹海变成下一个天桥。人群蜂拥而至，是为了传说中的静，正如女人在头上戴满塑料卷发器，是为了传说中的美，这都是追求。在这座纵欲过度的城市，人们正在争先恐后地追求清心寡欲，因此，通往宁静的道路上挤满了噪音。
除了赞美矛盾，还有什么更好的态度，让我们不发出抱怨的噪音？除了在建国门聆听飕飕的车声，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我们在堵车的时候不去按响喇叭？当李剑鸿享受着蓝色火车的声音，看着他幸福的样子，其他人也静了下来，北京似乎也变得适于人类居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