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去！
我不要解放全人类，我为全人类而解放自己。
远方的茶和麻雀，奶酪和桃花劫，来吧，我们什么都不要说，在时差里辨认彼此的前世。
meeting people is easy，只需要一张visa就可以去丹麦过儿童节了。谢谢。
一个关于吉隆坡的流水帐。你们都不看《通俗歌曲》了，我也不知道还要不要给他们写下去。
吉隆坡田野录音事件
这次是带着张荐的M-Audio数码录音机去的。这个小玩意可以录3个多小时16比特、44.1KHz采样率的wav文件，和我那个Edirol R-1差不多。R-1被张荐带去了孟加拉国，没有录到老虎打呼噜，但收获已经足够在观音唱片和Sublime Frequencies各出两张专辑了。作为刚刚入行的田野录音爱好者，我还带了一支完全是摆设的Rode MT4话筒，要不是行李已经超重，说不定还会把挑杆和MD也加进去。马来西亚，一说起这4个字，眼前就是童话一样的绿，多到没地方长的植物，每天按时降下的阵雨，一百年没有改过样子的广东饭馆，各种鸟、虫、蛙和水的交响……北京还是零下10度，我的心已经开始出汗了。
哦，对不起，正题可不是录音。是去演出。和SUBS同行，半年时间里我们已经一起出现在5个音乐节了。
简单地说，这是由马来西亚华人音乐组织“括音版图”主办的第3次音乐节，叫做“街头巨响2006”。参加演出的还有台湾的瓢虫、香港的拾豆豆和False Alarm、日本的桥本和昌（Kazumasa Hashimoto）、新加坡的Observatory，以及马来西亚的等等、孬、Whitelight和雪糕公民四支乐队。一共一天，1月7日，从下午到晚上。1000观众。场地在吉隆坡仅有的两个纯艺术表演空间之一——表演艺术中心，的门外，露天，被草地、巨树和水拥抱着。中心调音台背后的帐篷是和MINI MIDI一样的实验小舞台，除了我还有前年在荷兰认识的吴利光、第一次演出的实验电子组合电棒，还有醒悟唱片的老板阿Boon担任鼓手的一个自由爵士/自由即兴乐队，阵容庞大，包括各种萨克司和一支didgeridoo、两把吉他还有贝司……
2000年的时候，重阳乐队的林剑强还是“黄火”的领导人。这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华人摇滚乐组织，音乐是第一位的，但文化和政治也是潜在的目标。那年秋天，他们15个人来北京交流，在东北旺住了一个月。在一部题为《乐会北京》的记录片里，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带着想象抵达、被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困，演出、被骗、争执。回去以后，“黄火”解散，剑强和《黄火乐讯》的主编林悦在2002年背包周游世界，那年8月，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去马来西亚。而今天的一人音乐组织“括音版图”的负责人Mark、一人唱片厂牌醒悟的老板阿Boon，当年都在东北旺挤过地铺。
除了他们，还碰到另一个老朋友，连续几年出现在迷笛的红头发战士，陈宏。他正在散发广告，准备召集一个2006迷笛的音乐旅行团。卖东西的摊位上，好几处都有中国摇滚乐、独立唱片，眼熟。
香港的拾豆豆，3个女孩，看起来听起来都像早期的挂在盒子上。仔细回忆，居然是1998年在广州壹玖酒吧和舌头、盘古、王磊一起演出过的M2R。好吧，都是老朋友。世界就这么大一点。而那家100年没有改过样子的广东饭馆，也还是老样子，唱盘里放着几十年前的黑胶流行歌，一些退休黑社会老大模样的良民在喝茶……可是再想想，大家穿着羽绒服在后海溜冰，我在这里出汗、吃冰，这时空可真是不靠谱。
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没有国产烟酒，如果马来人喝酒被宗教局抓到，会送去参加学习班。但他们有国产摇滚乐，非常凶悍的硬核和朋克，听说金属也很强。这次“街头巨响”是禁止未成年人和马来人去看的，但华人没有关系——其实在别人眼里，中国也有很多事情无法理解。事实上，音乐节现场有不少马来人，有说有笑，且歌且舞，没有人来抓。这倒好理解，因为中国也一样。
碰到一个干瘦的马来女人，估计两天只吃一个苹果才能瘦成那样。但是很精神，两眼放光，在舞台下随着音乐跳舞，跟蝴蝶似的。她和林悦谈论起了“黑金事件”——新年夜，吉隆坡的警察扫荡了一个马来人举办的摇滚乐演出，抓人，理由是黑金属属于基督教邪教组织。在报社工作的林悦说，她去查了报社的资料，5年前，警察也一样抓过留长发有文身的马来乐手，理由是，黑金属属于回教邪教组织。孬乐队在舞台上声援了马来乐手，并指责了某次演出做出部公平反应的马来观众和马来调音师，但主要是愤怒直指当局。我想起去年迷笛，他们在MINI MIDI的舞台上即兴演出，看起来不像战士，而是像孩子。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这个国家。去之前有朋友提醒，说那里正在发生歧视华人的事件，又说到了印度尼西亚的事。但吉隆坡没有让人觉得不安。在饭馆里，一个华人朋友说，必须反抗这个不合理的政府，他并没有习惯性地左右顾盼。就经验而言，只知道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吵的首都，很多车都经过改装（据说因为制度漏洞，警察也管不着），摩托骑士最爱的就是在等绿灯的时候猛轰油门，十字路口没有100分贝也有95。但这里没有北京那么多那么密的高楼，巨大、茂密的植物向每一个方向伸展，挡住了反射的声波，三拐两拐离开闹市，又可以享受宁静。
在二手服装市场，我两次被拉住：Come on, come on! Little, little! Thirty, thirty!我说怎么着三十块干什么？回答是：Fuck, fuck!真便宜啊，人民币60就卖，三里屯北街的东北小伙子喊的可是“小费100，带走自己商量”。还别说，吉隆坡挺像北京的，曾经世界最高的双子塔，说明暴发户都一样喜欢世界之最。连出租车司机都像，夜里录音回酒店，老哥硬是多收了一倍车费。连解散都一样，“黄火”和一些中国乐队一样，出国开了眼界，环境诱发矛盾，然后解散。朋友们羡慕北京有文化艺术，批评吉隆坡只有商业和观光，不过看到赞助音乐节的虎牌啤酒，我还是亲切地想起了祖国——文化和艺术，还不都是和赞助商搏斗的历史。
要说有什么不同，那是去茨厂街（也就是以前所谓的唐人街）吃大排挡的时候猛然意识到的。Mark指着一个小摊说，要不要喝饮料？这个档已经三代了。三代没有挪过地方。经过20多年日新月异的集体狂奔，我真羡慕这些没有改变的东西。树、老房子、传统的职业、6分钟才走了一半的菜市场（有录音为证）、好吃不贵的妈妈档……
音乐在变。第1届音乐节，Mark拦了茨厂街附近一条路，真的在街头搞了些巨响。第2届，在一个停车场。第3届，他花了一年时间谈赞助，把场地搬到了公园。
回来以后有人问：听说都是后摇？这是怎么说的，明明还有别的啊。
SUBS当然不是，他们还是简单、火暴。据说北京的EMO迷已经把他们划到了EMO行列，但那种原始、朴素的感觉，生猛的和弦轰炸，分明是前朋克和车库时代的遗风，在抗猫用奄奄一息的声音割着我的听神经的时候，一点也听不出精致和扭捏来……
马来西亚乐队的重和狠，也出了我意料。等等是那种快刀斩乱麻的干脆，他们和孬都有着硬核的横冲直撞，但又不像孬那么多元，显得更轻松和直接。孬在迷笛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包含了朋克和金属能量的后摇滚乐乐队，这次看他们，在社会批判态度下面，是多动症的动感、不安分的结构、暴力的funk和怒吼的旋律——如果诱导社还没有解散，大概是一对兄弟，但孬更真诚有力。雪糕公民倒是后摇滚，精细但没有惊喜。在后摇滚诞生了快20年的今天（如果从Talk Talk和Slint算起的话），这东西很容易变成年轻乐队的想象，美好，但却是被憧憬给模式化了的美好。新加坡的Observatory曾经为Mogwai暖场，这次是压轴乐队，在警察（和中国一样，噪音扰民）的干涉下他们只演了一半时间，几个工程师模样的人，一些宽阔的背景、拉长的桥段、精致的笔记本噪音，还有必不可少的美丽歌唱。但我那会在到处找瓢虫的人，已经听不进去任何闲适的音乐了。
瓢虫是我最喜欢的一支。他/她们已经10岁，从少女朋克到今天的多元风格，已经很难描述，只能说他/她们仍然精短干脆，手起刀落，快活得一塌糊涂。简单的90年代新朋克架构，新鼓手和新吉他手的干净和技术，结实的贝司，完美的主唱——她不只是在唱歌，她是在用嗓子跳舞，是在开party，是在我们的笑容里放火。已经很久没有出过专辑了，以前水晶发行的两张，已经买不到，只在挂在盒子上的王悦家听过，贝司手小宝的个人电子作品，在默契音乐出的合辑里听过一首，很后摇，很大气，舒服。这两个女孩和这个乐队，真是可爱得让人很灿烂。
桥本和昌是个人见人爱的腼腆大男孩，他的音乐是眼下东京盛产的电气民谣小品。当时我已经饿得半死——估计所有音乐节都会发生素食者饿死事件——加上音响突然混浊不堪，现在已然没有印象了。不过他签的公司实在是有来头，MIDI Creative/Noble。Noble去年出了Taylor Deupree和日本乐队Eisi合作的Every Still Day，已然是我的DJ OK常备节目。
还没说我们的演出。没有人抱怨，在泥泞中，用一对濒临烧坏的小音箱演出，而且是在大舞台调音的间隙。观众围着看，也聊天，也鼓掌。旁边是湖，有路，人们悠闲地从那走向能听见虫鸣的地方。许多长得和中国人一样的面孔，带着完全不同的气质从眼前走过，天稍暗一点就跟做梦似的。气氛融洽得根本不像是演出，或者所有人都在参加演出而且还特别默契。之前的自由爵士玩得挺开心的，李铁桥若是在场，一定已经冲上去狂吹一小时solo了。我们用的是一个简陋的古董调音台，有自动削波功能，加上功放功率不够，音箱又快劈了，只能狂噪一番。就着这套特别的效果，玩得还挺高兴，而且回去一听录音，结果又和现场听到的完全不同，酷。
于是再次聚众。和几年前在北京一样，音乐节结束后，浑身是泥（被pogo的人群溅上来的），和20多号人在印度人的大排挡消夜。然后从Mark车上抱着几箱啤酒（当然，虎牌）回房间。然后拿出录音机，录瓢虫主唱meimei和本地制作人Eric学《指环王》里的咕噜。4点人去屋空，楼下车流形成了虚无的白噪音，又录了10分钟，窗对面的双子塔，一脸无辜地、静悄悄地立着。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录音机也阻挡不住事物的变幻，也许录音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录音这件事本身——就是录，听，走起来，停下，听见的同时忘掉。这大约对耳朵和精神都有好处。参加过那么多演出以后，在灯光、音乐、携带笑容的人群、小雨和植物之间所体验到的美，就越来越宁静。音乐节头一天晚上，站在舞台对面空荡荡的、泥泞的草地上，听音响师调鼓，声音撞到身后2百米的墙上又传回来，远处是连成一片的虫鸣，白亮尖锐但是微弱，舞台附近的发电车用了降噪装置，杂音很少，强大的低频（后来测了，主要是30到140赫兹）简直是在永恒地起伏着。何止是耳朵的大par，那感觉只有在2002年迷笛结束后站在满是垃圾并且被灯光照得很荒凉的空地边才体会过——当肉体、热情、歌声、pogo全都不存在的时候，站在空无的场地上发呆，如果真的爱音乐，心里肯定是一片宁静。心情不好（比如失恋）则另当别论。
专门去了利光住的地方录音。孬的主唱和他朋友送我去了一个“华人新村”，市中心但很难找，街道静谧，猛犬横行，像是进了大卫·林奇的电影。利光住在几个艺术家朋友合租的“自主艺术空间”，也就是即将拆除的空屋，合法的squat，隔段时间就办点展览什么的。他正在像老赵那样卖掉多余的东西，将要去印度、奥地利和德国半年，而回来住在这里之前，是更长时间的周游欧洲。他像一台永动机一样忙活，出唱片、做厂牌、做装置、做视频、做声音、做配乐、搞演出还成天挂在soulseek上，就差没写乐评。他门前是树林，旁边有个微型池塘，至少有40种动物在发出声音。在一分钟内放好录音机跑回去，已经被蚊子咬了十几个包，收获是50分钟吵得不行的昆虫鸟类大片。
有耳朵的地方，哪儿都是音乐节。有时候我想，如果能记住所有一起参加过音乐节的人那会是什么样子——那肯定和一个都没记住一样……那就体验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吧……2006年，这算一个不错的开始。
回来那天，早上6点多到达北京，除了听Mitchell Akiyama的Temporary Music，俯瞰月光照在云和海岸上，一路上呆坐着，什么都没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