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巨响2006
1月7日，吉隆坡，“街头巨响2006”音乐节。又一次和SUBS一起参加音乐节（奥斯陆，草原，阿姆斯特丹……不过奥斯陆的oya festival我是去看演出的嘉宾）。
参加演出的乐队里，孬就是在MINI MIDI上即兴演出后摇滚的那个乐队，利光是去年和武权一起，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见到的高产噪音/即兴艺人。这次还能见到老朋友林剑强和林悦，上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正好住在北京我家，准备开始环游世界。马来西亚，美好的回忆——不过主要是在东马，沙捞越热带雨林，古晋小城，半截尾巴的猫，到处找人分享大麻的小老板，每天准时的暴雨，3天的世界音乐……恩，贴出来吧还是……
演出阵容：SUBS，瓢虫（台湾），Kazumasa Hashimoto（桥本和昌）和乐手（日本），False Alarm（香港），拾豆豆（香港），等等（马来西亚），孬（马来西亚），雪糕公民（马来西亚），Whitelight（马来西亚）
时间：从傍晚6点到12点
室内帐篷小舞台：颜峻，吴利光（Goh Lee Kwang），电棒
时间：下午4点到5点半
地点：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户外草地
免费入场
联系方式：mwaihoo@soundscape-reco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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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天堂·世界音乐
我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是大自然胡乱涂抹的奇迹，是平凡而盛大的山水和鸟鸣声，在那里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不再为媒体、政治和商业规则所控制，在手工劳动和cyberpunk的双重快乐中过着诚实和睦的无政府生活。
想必这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任性地想象，并尝试。
2002年7月，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arawak）首府古晋（Kuching）附近的沙捞越文化村（Sarawak Culture Village），一个由州政府在1990年兴建的旅游机构和文化中心，我看到了这样的目标：“保存沙捞越特有的多重文化遗产并分享一种融洽的、有助于人类理解与手足情谊的全球文化。”他们打算“重新提高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和欣赏水平”，并“为和平、和谐地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建立一个村落标本。”文化村面对辽阔平静的南中国海，背后是植物茂密得几乎没地方可长的Mount Santubong山，面积17平方英里，环绕着一个人工湖的，是马来人、华人、土著人共7个民族的传统房屋，作为小型演出、讲演和重现500年前土著战争后“猎头庆典”的场所。这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在搞活动的地方，他们自己的乐队通过出版CD和外出演出来传播文化，顺便为自己做旅游广告。
据我所知，在飞机从吉隆坡起飞、越过南中国海和婆罗洲岛时我们看见的原始森林，正在缓慢但不可逆转地消失着，旅游业作为马来西亚的黄金产业，既依赖又破坏着那片美丽的绿色，更不要说水库和木材公司以发展的名义带来的电锯。我在沙捞越文化村见到了传奇音乐家Tusau Padan，他从1973年起住进沙捞越的原始森林，在树上和地面的传统木屋里居住和录音，还有另一位住在吉隆坡附近森林里的演出策划人和音乐记者Antares，他命名了一条已经消失的小河——魔法河，并以此为厂牌出版民族音乐唱片；他们共同的遭遇是，不断被电锯和推土机驱逐出过去的居所。谈起这些，好几个马来西亚朋友都说，少数民族本来并不需要汽车和分期付款的房子，但他们还是被迫放弃了长屋和原来的价值观，被一大笔赔偿金和接踵而至的广告改造成了所谓现代人。我相信很多习惯了二元论和辩证法的中国人会坚持认为，生存问题和接下来的小康问题要高于环境问题——自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赠予最佳广告“人类文化遗产”之后，云南丽江的旅游收入直线上升，3年前就达到了1.81亿美元……如果只有贫穷才能保护传统文化，那我们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12号到14号，沙捞越文化村主办的第5届雨林世界音乐节（Rainforest World Music Festival）。来自12个国家的19支世界音乐和民族音乐（ethnic music）乐队，来自本地和世界各地的大约6000（人次）观众在3个晚上、15个小时的演出中疯狂跳舞或微笑鼓掌，每天下午，还有大量的小型演出、讲座和故事会在传统房屋里举行。音乐家们穿着兽皮、袍子或裙子，身上抹了五颜六色的花纹，要么就是千奇百怪的文身，头上扎着野鸡毛，脖子上是老虎牙，有的人胡子长到肚脐，有的人长得像本·拉登，他们的乐器是几十种不同的鼓、吉他和可以两个人一起吹的笛子，还有穿山甲皮、马上颚、乌龟壳和橡胶靴子。我们6个中国人混迹其间，拎着衡水老白干和当地少数民族打击乐手对饮、和来自复活节岛的猛男讨论文身、和印度sarod（一种复杂的传统拨弦乐器）新星切磋交流、和荷兰籍的世界公民谈论斯洛文尼亚音乐……南中国海何其大，Santubong度假村的游泳池何其浪漫，世界被缩小在陌生人的微笑中。
在机场的时候我们就碰见了津巴布韦的无伴奏和声/舞蹈团体Black Umfolosi（后边这个词是一条河的名字），但他们看起来像是运动员，连发型都像黑人球星那样贴头皮推出各种图案来。在北京的时候我看过他们一张照片，穿着部落服装，好象哗众取宠的民族文化推销员。但是我错了，他们几乎是最好的乐队。在呼喊、嘟囔和哼唱的配合下，他们唱着神奇的无伴奏和声，既有明显的非洲节奏，又体现出丰富、和谐和高难度的合唱技巧。演出的后半部分，这支在中学时就组建了的乐团开始跳舞，那是一种南非金矿和钻石矿工人发明的舞蹈，结合了踢踏、跺脚和滑稽表演，以及简单的喊叫声，他们甚至通过拍打橡胶靴来完成复杂的节奏变化。
正式演出前的晚上，正为无事可做而郁闷的我们被鼓声、欢呼声所惊动。跑下楼去，只见一干疯人捏着啤酒站在大堂门外，一矮胖意大利汉子歌声嘹亮，身边几个人轮流拍打着手鼓、铃鼓，还有非洲女子遥望着扭动腰肢……这就是巨牛逼的Spaccanapoli，是一条街的名字，意思是“分开拿波里”。他们在第一天出场，直接让摇晃着的观众变成跳跃的，还让Inka Marka的光头小提琴手在中国美女面前跳到摔倒。他们排着队打着扁平的手鼓出场，胖汉伸开双臂，随便就是高亢、绵长、热情、重复而干脆的超人歌声，舞台侧面放着他们的音乐录象，誓与英式流行乐争高低的他们带来了拿波里街头的节奏，那是古老的tarantela舞步，据说是为了治疗毒蜘蛛病而发明的双人快速绕圈舞蹈。虽然是民歌传统，但音乐却丰富得现代，煽动观众也做的自然而有效。
和武侠小说一样，厉害人物总要提前亮相。第一天演出前的下午，游泳池前两个印度人相互递着眼神练习拉迦（raga，有一定曲调套路的印度传统即兴音乐），而我们围在一边着了迷。晚上他们被介绍为印度音乐新星Avijit Ghosh和他的tabula伴奏。尽管开场的马来西亚乐队已经有学龄儿童表演了tabula——世界上演奏技巧最复杂的鼓——但我还是被吓着了，后来一问，该伴奏者说，每天练12个小时，6年大约就可以上台表演了。当然主角是28岁的sarod演奏者Avijit Ghosh，他曾经得过什么总统金奖章，老师包括他叔叔、sitar大师Pt. Ranjan Ganguly和神人Ustad Ali Akbar Khan的一个儿子。在我们所不熟悉的节奏（5拍、10拍、15拍、16拍）和调式下，在晕而玄奥的气氛中，在一大堆泛音和疾速拨奏的旋律里，观众陷入静默，随后由衷鼓掌。
另一支最牛逼乐队是沙捞越的三人乐队Lan-E-Tuyang。他们演奏当地的类似琵琶的sape，其形状好象短柄大船桨。这是标准的民族音乐，既不像今天多数世界音乐那样西化，也没有印度古典音乐那样复杂和正统，它简单朴素，四两拨千斤。他们正宗的特征之一，就是重复，或者说在简单、不断反复的节奏上重复同样简单的曲调，曲式结构简单，而变化微小。这样的效果使习惯了世界音乐的年轻人感到厌烦，但从不同的起源上看，宗教仪式所需要的重复可以带来幻觉，即兴吟唱需要容易加入新歌词的背景，某些文化认为音乐可以治疗疾病，也同样需要单调的重复效果，至于对劳动、性行为、自然界的节奏等方面的模仿，也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乐队和乐队之间换场的空隙，音响系统里传出的是各国的新世界音乐，包括英法亚裔音乐家和欧洲音乐家合作的电子乐——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以民族音乐节奏为基础，重置电子舞曲节奏并大量使用民族旋律和采样的时尚作品——但最令人难忘的，是Magic River（魔法河）出品的已故马来西亚丛林女歌王Mak Minah的专辑，在Antares的发掘下，她和Akar Umbi乐队合作的一些珍贵录音得以重现，因其古老和不进步，而珍贵、深远。当她若有若无、断断续续的哼唱飘起之时，仿佛整个森林都在沉默中歌唱。
因此有必要再审视所谓世界音乐（world music）的概念——和开发旅游资源一样，它曾经在90年代初旺盛兴起并遭到激烈抵抗，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基因掠夺的一项内容，或者说，是以老好人Peter Gabriel开创的Real World（真实世界，这个厂牌也发表过央金拉姆、刘索拉、吴蛮、郭氏兄弟等华裔音乐家的作品）厂牌为代表的世界音乐潮流，因为以西方流行音乐、新世纪音乐（new age）和电子乐为形式主体，拿民族音乐做简单的采样、改编和加工，充满西方殖民时代民俗学的“异国情调”眼光。而随后被倡导的民族音乐（ethnic music，或译种族音乐，这个词是早期爵士乐出版商发明的）原始录音、田野录音则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原始和真实，包括在对音乐的选择上也严格坚持其未经任何改编的原则，其中尤以Alan Lomax父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的田野录音系列最有代表性。但在此之后，我想广义的世界音乐才开始新的生命——90年代中期以后，以法国的中东裔音乐家和英国的印度、巴基斯坦裔音乐家为代表，他们开始在某种政治文化或跨文化世界公民的背景下创作，不论是左倾的综合了巴基斯坦音乐元素、说唱乐、电子乐的摇滚乐队，还是时尚的建立在节奏或调式基础上的电子音乐家，总之年轻一代虽然没有野心勃勃地去开创什么民族音乐现代化的未来，但却至少做到了平等对待音乐元素，并从结构（例如用非洲节奏作为电子乐的节奏基础，或以sitar的调和音色为主导创作环境音乐和跳舞音乐）上为新的流行音乐做出了尝试。
至于2000年以来中国兴起的所谓新民乐，包括现在正火的宝罗、王勇、女子12音乐工坊及刘索拉的部分作品，则是学院派音乐和流行音乐必然的合流。像谭盾早期之于武满澈的60年代，今天的王勇也相当于不屑于走何训田、Enya道路的折衷主义世界音乐——从民族音乐、学院派音乐和非学院派实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中找到融合之道，权衡其不同元素的比例轻重，就得到了不同的听众和市场。虽然离开了学院，虽然也经常被称做世界音乐，听起来似乎比事实上更流行一点，但比起民族加摇滚失败后一心吃老本的腾格尔之流，却也真够阳春白雪的。至少，他们在面对“喜力节拍”上那种当代爵士、拉丁fusion之类商业音乐的时候，也是够严肃的。
在沙捞越，最受欢迎的乐队和“喜力节拍”一样，是节奏最热闹的——似乎只要有4个以上打击乐手，只要有非洲、拉美的舞蹈节奏，就可以让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观众疯狂起来，包括在沙捞越跳舞跳的精疲力竭的6个中国人。其中包括来自吉隆坡的Aseana Percussion Unit，他们的几个成员也是著名的Asia Beat的成员，他们使用世界各地的乐器包括笛子和萨克斯的华彩独奏，成员也包括不同的民族。当十多件打击乐器同时出声，饱满的声响结构被节奏充满，即便最保守的当地华人观众（他们总是拖家带口、矜持并羞涩）也难免冲动起来。他们的另一个特点是，段落过渡非常迅速和紧凑，在不同的乐器主导下，中国旋律、爵士风格、非洲律动得到了迅速的转换和整体的融合。据乐观主义者说，他们也是马来西亚文化的一个象征——多元、和谐、欢乐。
中美洲国家伯里兹的Garifuna All Star Band（加里富那全明星）乐队背后是一个以唱片公司Stonetree为代表的音乐群体，他们拥有一个超级煽情的主持人型主唱，和75岁的领袖级歌手Paul Nabor。后者住在伯里兹南部海边的小村庄里，每天早上5点起床打鱼，晚上在木制的Garifuna教堂中做宗教活动主持，然后去一个几乎到天亮才关门的俱乐部里演出。Garifuna指加勒比人（南美印地安人的一支）和非洲奴隶共同的后裔，他们的文化和宗教在殖民背景下保持了非洲的传统，而音乐，则有早期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民歌以及海地、牙买加当地的Afro-Garifuna（这个词就像Afro-Cuba一样，记录着贩奴和殖民时代的文化混血，以及非洲人强大的音乐根源性）风格的混合。无疑他们的民谣是热情而古老的，但绝对比不上节奏狂欢带来的高热煽动力。
来自马里的Yalomba当然也是节奏高手，他们连乌龟壳都分成高中低音来敲打。这个乐队的名字来自其核心人物，20来岁的Adama Yalomba，他在父亲的指导下花了15年学习各种乐器的演奏并到处旅游。对我来说，他们的乐器可能要比熟悉的非洲节奏更有趣，那是一种叫Kamele N’Goni的用葫芦做共鸣体的六弦竖琴；还有一种在欢迎远方来客讲述冒险故事前演奏的六柄乐器，它们被加入到比较现代的音乐结构中去。当然马里文化也很神，在这个贫穷、沙漠化严重而音乐成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人们认为，古代马里人从外星人那里继承了很多知识！
复活节岛（他们更愿意称为Rapa Nui而不是Easter Island）来的Matato’a可能是音乐节上精力最旺盛的乐队，他们是6个高大热情的帅哥，和一位拥有媚眼的性感女孩，无论演出还是看演出，无论泡妞还是交际，那几个猛男都像永动机一样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他们甚至带来了文身机和复活节岛石像的木雕，到处推广自己的文化。演出时他们几乎全裸，身上只有兽皮和涂上去的原始花纹，在reggae、北美民谣、摇滚乐和拉丁音乐的节奏下，他们无休止地跳跃。虽然他们的文化更多受益于大洋州，但音乐上也没少受拉美影响；遗憾的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所有乐队中最现代、最流行的一支。
此外旋律仍然是最具感染力的因素之一。比如沙捞越文化村自己的乐队Tuku Kame，他们把传统音乐和fusion、当代爵士结合起来（比较通俗的一种做法），并运用了带点琉球风格、但更多是日本和港台流行歌风格的旋律，看来也非常成功；但我认为这是这支高素质乐队致命的弱点，也是很多东南亚世界音乐乐队的弱点。
在墨尔本组建的Inka Marka，成员多数是南美人后裔，所以他们演奏安地斯地区的音乐——他们是第二次出现在这个音乐节上，简单的节奏和来自欧洲殖民时期的旋律影响，共同构成了风靡世界的流行风格，有些民歌被传唱、改编已久，甚至全场观众可以齐声合唱。
几个欧洲人创建的Oriental Mood（东方情绪）是中东风格，音乐来源大致是土耳其、巴尔干、摩洛哥，但也有印度音乐元素，因为乐手有着爵士乐、实验音乐等不同背景，所以听起来更像我们在折衷主义那里听到的更具形式感的东西。当然他们也并非如此严肃，来自开罗的女主唱Asmaá Mnour穿着晚礼服，歌声高亢婉转、带有经过学院训练的装饰性煽动力，仿佛阿拉伯的德德玛或者郭兰英。
也有不火爆的旋律——一个世界各地乱跑的荷兰疯子带来了一支白俄罗斯三人乐队，Troitsa。主唱Ivan Kirchuk老头喝了7杯伏特加后上台，歌声在温柔和奔放之间转换，但始终控制在一种绵长沉稳的气氛中。他是明斯克大学的民俗、民间历史教授，创建了好几个民俗学研究推广团体，还致力于整理、复兴一种叫Batlejka的木偶戏。他曾经走遍白俄罗斯，去学习民歌和研究民间文化，也学会了演奏许多濒临失传的乐器。尽管未经突出、简化等等手段的加工，那种适合叙事歌曲的旋律和Ivan的浓郁嗓音仍然得到了观众的尊重。
我最不喜欢的乐队是古晋当地的华人民乐团和越南的Khac Chi Ensemble。前者让人想起宣科手中的纳西古乐（有人戏称为纳西今乐；当然，在丽江古城，在纳西古乐馆街对面还能够听到更纯正的纳西古乐），同样是经过了西方古典音乐体系的加工、改编，一种正统化的愿望背后，是民族音乐的极度不自信和走投无路。虽说当地观众和西方游客都兴致勃勃，但我们几个既熟悉广东音乐，也了解有中国特色的民乐改良的中国人，实在觉得无趣，只好去一边的小吃摊上探索一种叫ABC的混合冷饮。而后者，河内音乐学校的老师Khac Chi和他妻子，越南最早扬名立腕的女民族音乐家Ngoc Bich，两人并非没有善待那有4000年历史的传统民间音乐，但却花了一半的时间来介绍乐器而不是演出。他们带了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玩意，例如独弦筝Dan Bau、用鼓掌的方式导致共鸣发声的一堆竹桶、吊起来的一组叫做t’rung的竹制木琴，等等，他们还教大家利用鼓掌和口腔共鸣来奏乐，还像马戏团一样拿脖子、胳肢窝和手来捏6个套了笛子的空心橡胶球……那位长相和表情跟倪萍阿姨一样的女士，让我觉得是越南中宣部派来的。
三天的狂欢，各种古怪的英语，上百名友善的音乐家和井井有条的组织，以及所有会真笑的饭馆服务生，创造出一次短暂的天堂之旅。用不着再说什么“平等、交流、和平与爱”的音乐节常识，在旅游业与文化保护的共同促进——而不是矛盾——中，世界音乐，作为一种最具差异性却最容易让人们沟通的声音，带来了多少快乐。至于世界音乐本身的发展，这个并不出名的音乐节也同样提供了许多思考的机会，民族文化作为商业卖点，作为意识形态宣传车，作为当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球化、西方中心主义、民粹派等种种背景下的一个主体，作为需要焕发生命力的人类遗产，的确太值得去研究和钟情了。
出发前正是云南丽江雪山音乐节的宣传热潮，人们也在为这个音乐节是否会破坏环境、政府的旅游开发计划是否急功近利而辩论。回来后也有朋友问起当地的环保措施、组织方式——恐怕没有答案，因为我在沙捞越看到的是对环境和人的尊重，而不是具体的措施。在这个背包族少于旅游者、乐迷少于消费者的国度，如果说全世界的音乐节迷都是广义的和平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那么中国人还需要对身边的人和环境报以更多的热情，如果说成功的旅游开发需要政府对遗产的尊重而不是利用，那么中国的官员还需要多一点人性；在高尔夫球场、雪山下的铁路和音乐节带来了中产青年的钱包之际，又是什么能够带来真正的浪漫、真正超越平庸现实的音乐节精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