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土鳖之王
听说《达摩流浪者》要在大陆正式出版了，不知道什么社，不知道谁译。Sub Jam版可以卖高价了吧，呵呵。想起某人正在读它，贴一个前年给《国际先驱导报》写的稿，远比不上王兮兮在Sub Jam版里写的那篇，随便读读好了。“土鳖之王”这个词我自己喜欢，像吉姆·莫里森的“蜥蜴之王”。
后面还有一个《异托邦人的书》。异托邦这个概念，heterotopias，很容易像其他新来的译词一样被滥用，并被批评为滥用。一个概念当然应该有它的土壤，heterotopias的土壤当然不会在70年代的中国，但今天它出现在某些地方，隔壁还可能是鹰派政治、东方主义或者其他不同时空的概念。它是便携式、可生长、易传染的，要求有一定的思维方式解放的准备……这是时代提供的可能。如果把“根茎”这个概念转换到中国古代的行脚僧那里（有时候，他们随身带着可以切成块来种植的土豆旅行），时空就完全失效了。
土鳖们在路上种植便携式异托邦。
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传看《达摩流浪者》，许多人发生了小小的震动。我收到邮件和短信，也和人谈论起它，有人买了20本、30本送人，有人写了文章，有人在自己工作的媒体上介绍它。一种声音说，你们打算干什么？炒作新的热门话题么？我想，一本书能让这些有过一点人生经历的人半夜哭起来、没有喝一杯酒而相互吐露心声，或者（可能）直接就上路走人，那么它值得。不谈论《达摩流浪者》，难道讨论《与成功有约》么？
它的作者，被称做垮派之王的杰克·克鲁亚克，因为《在路上》而被我们所迷恋，但《达摩流浪者》的出现，却像一声期待已久的叹息，将之前的狂欢和浪漫主义吹向了爱的云朵——没有这温柔的叹息，一切叛逆都是空的。以前的半个克鲁亚克，总算真实了。
我们都知道，垮掉的一代，或者用Beat Generation的原意，追求精神至福的一代人，都在抗击“沉默的大多数”的战斗中成了偶像，要不就是反面教材。总之，形象是片面单一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人数比例上升、生活富足、政治上成为麦卡锡的帮凶；垮掉的一代谒堑亩粤⒚嫔睿缓蟛鸥丝醇约旱奈难Ъ壑怠？寺逞强艘舶眨鹄弦簿褪前住そ鹚贡ひ舶眨屠弦簿褪峭ぐ屠账挂舶眨嗣侵饕趟浅榇舐椤⒙惚己土骼说氖录＃疃嗨邓堑淖髌贩直鹦吹梅煽於蚪唷⑿吹锰咸喜痪⑿吹每床欢苤捅鹑说奈难Р灰谎?br /> 这也就是《在路上》的处境——架空在精神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克鲁亚克要抛弃正常的一切，狂奔在人生的路上，“自由”作为理由，简单得好象只是兴奋剂。当然，对那些大脑已经发育完全，并侥幸没有被洗掉的人来说，道理并不这样简单，只是等着《达摩流浪者》来一个证明。以前，我们能够从眼神中看出一个人的真诚，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去区分疯子和禅疯子。有些人，就像传说中的赤子一样，追求精神的解放，虔诚地相信人的价值，关心别人也关心物质和精神的地球，并且有勇气否定所谓的社会观念，他们就一定会像疯子一样行动、像疯子一样居然不想往上爬。小说中的加菲，也就是仍然健在的诗人和环保领袖加里·斯奈德发明了禅疯子这个词，就是想说，有些人上路、吃苦、蔑视成功人士，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宁静。这就是很多摇滚乐手信仰佛教或印度教的原因，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佛教会有金刚——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宽大的宗教里的最愤怒的形象呢。在这个疯狂进化的世界上，我把他们称做可爱的土鳖。
以上所说的，已经被许多人说过，按照信息传播的理论，可想而知，已经形成了新的陈词滥调。所以我想多说一点的是，一个朋友发现，克鲁亚克后来并没有从佛教中找到宁静，不但重新拥抱天主教，而且继续郁闷、酗酒，最后早早地死掉，他问我这怎么回事，难道小说只是小说，骗人的？另一个朋友则指出，克鲁亚克写《达摩流浪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赶紧弄点钱花花，这一点也不纯洁。后面这种情况，可能喜欢音乐的朋友已经习惯，几年前，最有名的朋克乐队性手枪重组，巡演的名字就叫做“脏钱”，2003年，电子乐天才Aphex Twin发表了新的双张混音专辑，叫做《为钞票而做的26个混音》。我们不神化自己喜欢的人，更不神化自己的行为，所以会在需要钱的时候坦白一点，而不是像歌星那样，和歌迷合作制造出一个虚伪的形象。至于从新批评之后的阅读角度来看，小说价值如何，有没有受动机的影响，只要有脑子，也一定会得出结论。
前面的情况，是我最喜欢《达摩流浪者》的地方。因为我比较接近克鲁亚克，而不是加里·斯奈德。爬山的时候，会功亏一篑，思考的时候，会虔诚得过头，而且从未摆脱过迷惘也从未停止过努力。这是多数在路上的人，他们中只有少数爬到了绝顶，烟酒性爱饥饿贫穷皆不能伤其毫发更不要说知识和名利，80岁仍然目光如电，笑谈往事然后淡然坐化。但多数人，是那个向他请教禅学和登山知识的新人。
垮派的文化，和我们正在看到的中国青年亚文化一样，是一种土鳖的文化。区别似乎是，前者有意地抗拒了时髦，而后者因为生在发展中国家而无法时髦；但我想说的是，后者在自己的环境中，仍然是主动从时髦的进化中脱身而去的人。在资本主义的胜利号角、布波文化的幻像、国际化的兴奋和一种可以更聪明更轻松更自由的许诺下，土鳖，做为一个中性词，正在焕发出本土和沉重的魅力。克鲁亚克也是一样，佛教作为精神至善的追求，美国精神作为传统，同时造就了他的朴素奔放的风格。垮派和中国的土鳖青年一样见多识广并且无视东西方文化的人为界限，一样宁可被人嘲笑，一样相信美好的东西，并因此反抗现实。中国土摇滚和美国惠特曼系列的诗歌一样不修边幅、带着过时的美德，却又充满生命力，随时发展出新的形式……
而克鲁亚克无疑为土鳖找到了不败的法门。小说里说得再简单不过，如果你用脚而不是轮胎走路，如果你背上背包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如果你不经常理发、不买新衣服、不用奢侈品、不像布波族说的那样迷恋专业工具、不去减肥中心和健身中心、不收藏和占有、不把钱和时间花在时髦制造者身上，如果你参加锐舞派对却不炫耀衣服和文身……那么对这个用消费来推动的世界来说，你就是一个罪人。一个骄傲的罪人、手工艺者、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先锋。和小说里那个吃什么都觉得香、有地方睡就感谢上帝的家伙相比，你的不同之处不过是熟悉电脑，正打算制作自己的blog网站。无论是电视，还是警察，都不能让一个土鳖稀里糊涂地与时俱进。
《达摩流浪者》后来引起了世界性的背包族革命。这股风现在也刮到了中国，但土鳖和时髦人士的区别仍然很明显——如果有一个人，像张朝阳一样浑身崭新名牌专业设备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如果他把日记送给记者，如果他恨不得在罗布泊腹地给所有的亲戚打卫星电话描述自己美妙的孤独，如果他在中甸、喀什或阿里的小饭馆里点了最贵的菜然后剩下……那么，对他竖起中指吧。那些在地铁卖唱的年轻人，买不起高山睡袋，也不参加野营集训，但他们落魄、陈旧的样子，却让土鳖之王隔着时空，又一次发出了赞美的呼啸。
下面这个，前年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稿费扣掉了1/3，文字也删了一点。
异托邦人的书
A，Kurt Cobain是中国人
杨泽为他主编的《70年代忏情录》和《70年代理想继续燃烧》写了个序，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至于Dylan（Bob Dylan）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假如你问我的话，那一点也不重要。”他的意思是，出生于1954年的他，作为二战后的第二代，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曾经接受过美国文化的深刻洗礼，从Dylan的自由音乐，到美国政治的民主观念，从可口可乐，到好赖物……如果说美国政府有他们的算盘，那么杨泽们却也最终总会有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是Dylan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和艺术的自由”的观念，而不是美国新闻处。这感觉和我上面那一代大陆人有点相似，但似乎又只对应了一半；1980年代的时候，那些开始产生代际意识的人，主要是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而已，写出“第四代人”的他们，爱上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的）、美国的文化和生活风格（遗憾的是，抽象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式的，而不是王小波（注1）语焉不详的那个文学化的“自由主义”）；到了90年代，Bob Dylan，或者不如说是Kurt Cobain才终于带来反主流文化的信息——从理伯卡·E.卡拉奇的《分裂的一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于青年而言，最终都不敌反主流文化的魅力。
是的，Kurt Cobain肯定是中国人，对我们来说。
还有Jim Morrison、Rage Against The Machine，还有另一种想象里的Suede、Portishead。那些白人音乐家，改变了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信仰——如果有的话。我想说中国以前没有青年。有人说那么“五四”呢？，“四五”呢？我想说运动是一回事，生活方式是另一回事。年轻人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语言（确切的说是言语）、独立的价值观、风格和文艺、体现在服饰和其他方面的细节，直到产生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面孔和声音才算是诞生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他们不必是真的一代人，他们其实只是一代人中拥有面孔和声音的那一部分——垮掉的一代的同时代人，有很大比例的从“沉默的大多数”那里遗传下来的守旧分子，更不用说政治和生活上的骑墙派了，但显然没人会赋予他们一个名字，比如说沉默的大多数升级版、健康的一代、不垮一族之类。二，他们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和商业模式有关，信息的生成和传递、文化产品作为信仰的载体、同时作为商品和辨认标志出现的符号（文身、贴纸、极限运动的商标设计、软毒品的地下经济、All Star的鞋和Alchemy的T恤的对立……）、必不可少的仪式（即使非赢利目的的音乐节和户外锐舞活动，也需要商人的介入），这都是20世纪以来城市文化的开花和结果。以上两点，值得另外写两本书。
自由主义是一回事，自由是另一回事，前者是成年人的律法，后者是孩子们的乐园，这一点，要到反主流文化的成型，才看得出来。那些根本不知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有什么区别的人，可能比这两方面的学者更懂得自由，至少他们不会参加职称考试。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社群、民族、国度的最终幻想，那么福柯和德勒兹的异托邦，显然就是混合了反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青年亚文化的浪漫主义加行动主义的结果——一个废除了各种界限的“国度”，我称之为“亚社会”的生命体。在这里，来自墨西哥城和台北的黑客，要比两个费城的律师更亲近，来自成都和阿姆斯特丹的大麻爱好者，要比横滨的一对姐妹更像一家人。Kurt Cobain或Bob Dylan，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白种黑人”和世界公民；他们也不需要去写一本《分裂的一代》，就可以催生关于自由的行动。而自由主义，即使经过新左派的打击和自由言论主义的修正，也赶不上自由对于新世界的想象。当然，新左派也一样，只要你被书本控制，就丧失活力，脱离现实，变成永远跟在历史身后婆婆妈妈的唐僧——要么就是张广天。
B，书本里的1968年
200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汉（注2）编著的《反叛的一代》，印数只有2000册，而且即使在兰州的大书店，也已经停止进货。可怜的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酒肉朋友，他们帮了作者的忙，却不知道西方60年代文化和学生运动，正在成为新的显学、小资新宠和愤青必读。这本书所参考到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7个月后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漂亮的中文版，图片就有156幅，首印8000，我身边的朋友，从报社编辑到摇滚乐手，几乎人手一册。尽管后者的翻译骇人听闻地无知和不负责任——让·吕克·戈达尔居然变成了“琼·露琪·戈达德”——但作为出色的商业操作，它既成功地用时尚读物的风格掩盖了原作的火药味，又反过来在风花雪月的潮流中夹带了愤怒的私货。
《反叛的一代》的副标题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写到了法、英、德、美的60年代学生运动，当然主要是60年代末期。背景则描述了左派、新左派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作者沿袭了传统的革命理论，也使用了新一点的左派方法，大量引用马尔库塞，提到“革命”的时候多少还带有一种美学化的浪漫热情。作者这样说：“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和近代时期那种旧式革命相比，一个明显的新特点是，它是一次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形成时代的革命运动。”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详细地描述了发生在4个国家的事实，并且告诉我们，一个中国新左派或者准中国新左派会怎样看待发生在我们（注3）身上的事情——热情地，同时也是保持着想象的距离地。而它的局限，就是没有脱离学生运动的范畴，甚至把各种明摆着超越了学生运动的事情硬塞到学生运动视角里去，当然，还少不了革命的陪伴。
与之对应地，《1968年，反叛的年代》则充满激情，并且纵横捭阖，钻到了理论的深处。当然，这是当事人的记录，用一些地点和事件勾出了世界局势的轮廓，用长时间锲而不舍的思考打磨了理论的疑点，相关的文化事件、人物点评和新闻摘录，构成了更为丰富的场景。就法国5月风暴而言，它是一次够格的陈述——如果陈述也可以是宣言的话。这当然也会让人想起更早些时候三联出版的《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那是直接从台湾联经版移植过来的，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合著，赵刚译，我手头没有大陆简体字版，说不上印数，但想必卖相不差。和很多忠实于原著而不是进行价值清洗的翻译一样，这本书的译笔追上了原作者火爆的街头堡垒战风格，像一种砖头和火药构成的诗歌——毫无疑问，一本把cops翻译成“条子”的书是值得年轻人信任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和《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都是由当事人写成，而且这当事人也的确体现了60年代行动主义者的神勇——他们不一定是学生，就像学生的身份本身也不那么固定，他们不光会扔燃烧瓶，还会思考，他们不光会引经据典，而且还创造理论。前者当然比后者要更详实深入，而后者由日记和分析这两部分构成，本身也就是急就的入门手册。
C，路上的达摩
达摩当然在路上，他从来就在路上。
所以说，杰克·克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心气相通，而《在路上》作为文学经典，则少了些自传体小说的虔诚和朴素。它精确地呈现了《在路上》，或者不如说整个垮掉的一代反叛行动的根源——追求精神的解放和至善。“佛教讲究的是行动！”加里·斯奈德的化身在书里大喊着，然后去砍柴、赏花、打坐、狂欢。如果说这本书真的导致了后来的背包革命和波普佛教，那么它跟19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也当然少不了瓜葛——The Beatles和The Doors的听众比他们更干脆，把酒升级成了LSD，到印度去学习瑜伽，还把sitar琴和共产社区带回了旧金山。把《达摩流浪者》当作小说的人，和把它当作精神读物的人可以就此分为两类，前者是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者（注4），反正都是一回事，后者是年轻人，行动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可救药的梦想者——请原谅我使用这个美化的词汇，这的确是美化，也就是说，我自己也同样蔑视客观、冷静、距离。我在里面，难道不是吗？
2002年8月，四川大学出版社为文楚安出版了《“垮掉一代”及其他》，收录了这位翻译垮派作品的专家撰写或翻译的若干文章。我们当然不能说文楚安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但难道还有别的人在做这件事情吗？他虽然没有把cops翻译成“条子”——台湾商务版《达摩流浪者》的译者梁永安还使用了“哇塞”、“爽呆了”之类的词，而《破》报上那些谈论乔姆斯基、拉康的年轻人，也同样习惯于说“high”和“逊”，这就是两岸青年势力的差距？——但他至少挺身而出了吧。这本印数只有1800册的书，提供了又一批难得的垮派资讯；文楚安同时还编辑、翻译了《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算是金斯伯格研究的宝贵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这本书制作倒是不坏，不过干脆没有版权页，我怀疑也就印了2000本来打发人。这不能怪出版社不懂市场，只能说年轻人一盘散沙，连商机都没有给人家看见。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按照垮派方式生活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沉默、简单、在路上不停地走，他们连出租车都不坐，哪里有什么商机？
如果说法国五月风暴看起来更受重视，而同时代的嬉皮士运动和之前的垮掉的一代（注5）更不受重视，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五月风暴本身就有更强烈的理论含量，而革命对于中国学者又足够迷人？文学、艺术和行动、生活，通常不会那么早地被重视，等到开花结果、水到渠成，知识分子（中国当代式的）就会跑过来命名、阐释。如果反过来描述事实，说，垮掉的一代在中国有更多的知音，那么也同样成立，因为这些知音要么是文学界的梦想者，要么就是5块钱跑半个中国的流浪歌手，他们的论述，往往和文楚安状态最糟糕的时候一样，拖泥带水、感情战胜着理智。反正是说不过，就只好上路，翻译著作算是上路，看摇滚乐演出算是上路，连登山鞋都没买就上了路算是上路，读着余杰的胡话都能热血沸腾也算是上路。而这种伟大的自发性，正在接应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垮掉和嬉皮——至于嬉皮士是否改变了世界，或者禅疯子是否改写了历史，这是只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才会斤斤计较的问题。
D，在想象中塑造着
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歌是对诗歌的想象、音乐是对音乐的想象、时尚是对时尚的想象，反主流文化，或者说得温和一点，非主流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兴起，作为一场文化战争的先导，实际上也是对垮派、嬉皮士、朋克、黑客等等文化的想象。
我们阅读。从《光荣与梦想》开始，80年代的青年想象了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活，把美国梦移植为中国梦，甚至强行抗争、不惜求败。然后是《伊甸园之门》的两次出版，在那些眼疾手快的半文人手里，这本书被传阅，并成为各种对美国60年代文化妄下断言者的引用对象。它的1989年企鹅版增加了一篇新的文章——《乌托邦之后——60年代在今天》，迪克斯坦不无狡猾地说：“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60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这句话是10年前的中国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因为革命的不同形态，对同样的事实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当年失败的形体，在无形中却渗透了世界；即使在强大的“另类文化经济”和布波族的消解调和之下，乌托邦还是坚决地迈向了异托邦。
迪克斯坦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写到了他女儿胸前的一块别针，上面刻着：“绝望地抱紧乌托邦幻想。”这样一来，他超出威廉·曼彻斯特的魅力也就到头了，这句话让他永远地停留在了“后60年代”，并且被中国的“后80年代青年”永远地眼含着热泪铭刻在心了——泪水是属于观众和读者的。历史的主人——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怎么会甘心绝望，他们必须在想象终结的地方自发地过渡到下一个关口。异托邦的意思，原本是医学术语Heterotopia，异位移植，也就是说，一种异常但是现实的技术或者现象，它不是绝望地死磕就可以解决问题……
英国的前共产党员、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有《极端的年代》和《革命的年代》传世，但他最近的消息，也是最有趣的消息，却是2001年9月新华出版社的《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这是有点反历史意味的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用来解决我们赖以平衡内心的想象。90年代的青年想象着非主流，并且以为自己是反主流，如果他们早点看看这几本书，可能会打消一些曲线救国的宏愿，转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行动，开心地。眼泪是60年代的特产，但不一定还要保留到21世纪，大家都是小人物，阅读别人的行动本来已经很尴尬，何必还要一边阅读一边跟着流泪呢？
历史是谁创造的都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不关我们的事就行了。我们要创造的是我们自己。这也就是各种小人物、乌合之众形成自己的文化，并无形中改写了历史的原因。
（注1）王小波的杂文的另一个误导之处，就是把“沉默的大多数”解释为话语弱势者，也就是通常理解的底层劳动者、低文化程度者、社会边缘人。但这个短语本身却是用来指称19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他们的沉默实际上就是噤若寒蝉或麻木不仁，而不是被迫沉默或被过滤了声音。
（注2）署名是沈汉和黄凤祝，但根据跋来看，此书主要是由沈汉完成的。我对沈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居住在南京，自称“对新左派则怀有一种尊敬的情感，过去20年中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注3）是的，我们，总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在“他们”面前，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我们”的概念从没有真正改变过。
（注4）下文将要提到的英国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他的立场多么倾向小人物和叛逆者，但到了现实的也就是个人口味的关口上，旧式知识分子的马脚就露了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老左翼，一听到比博普爵士乐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他虽然没有这么狭隘，但仍然在《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里面展现了那种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对爵士乐的怀旧趣味——这部分近距离讨论大众文化的文字，要比他远距离写断代史和小人物历史的文字可笑了许多。
（注5）当然重视不够，到今天人们还没弄明白beat是什么意思——是宗教的狂喜境界，和爵士乐的节奏，而不是台湾学者的“敲击”和大陆学者的“颓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