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坚持
写这个文章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因为有一个合辑叫做“my favorite album”的，每个艺人都拿一个自己喜欢的唱片来re-work，re-mix，我选了这张，因为这是我听到的最早一批实验音乐。
我喜欢大友还有很多原因，他的演出是我来北京做的第一个演出。他很认真勤奋，不在乎音乐以外的东西。他不在乎潮流但又总是带动潮流。最简单的，我喜欢他的音乐。
1992年大友良英才发表第一张专辑？
有点不可思议。大友的唱片，我这里就有40来张（包括mp3）；10月遇见马来西亚的噪音艺术家吴利光，他说，大友上个月又出了5张！90年代，大友是暴躁、密集的日本实验音乐代表人物，所领导的Ground Zero带动了日本新音乐对西方的输出；90年代末，他进入“后采样”时代，以I.S.O.和Filament推动了低信息量、大空间的新方向，还开设了在静态噪音领域日益重要的Amoebic厂牌；与此同时，是大友良英新爵士五重奏的组建，是他向新爵士和自由即兴领域的延伸；这还没有算上以《蓝风筝》、《女人四十》为代表的大量电影配乐。在日本的实验音乐场地、唱片店和内部杂志上，随时都能翻到大友的演出信息——通常是观众只有二、三十人的小演出。前年，一个日本朋友甚至在电视上看到大友教6岁小孩玩黑胶唱机……短短13年，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撒得到处都是，生根发芽。
想想也对，真爱音乐的人，找准了方向，一定是不遗余力，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以日本人的敬业，高产乃是家常便饭，脚踩几条船，甚至同时在十来个乐队忙活，一年绕地球几圈演出，都跟玩似的。
左手一伸，从书架上翻出这张处女作，We Insist?，1992年香港两生花的出品，旁边是2002年香港亚洲传声的再版。再版时，唱片内页有向当年邻居道歉的文字，因为那时候大友住在屋顶漏雨、楼梯坍塌的破木头房子里，跟我国的摇滚青年一样，经常因为噪音扰民而遭受良心的谴责。初版的内页，用日、英、中三种文字发表了出征前的宣言：“……在体制外进行交流、合作，并必须要付诸行动。为此，我们得创作另一种音乐，在既成的、别无选择的僵化音乐中投下一枚炸弹，把后者炸得粉碎。”他从一张爵士乐唱片借来了这个标题，并加上了问号，1999年，北京，在幸福大街，我问到了这个问号，他说：“后来的很多日本音乐家也都在说‘我在坚持’、‘我相信’、‘我反对’之类的话，但却同时相信两个相反的东西，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的没有什么关系……所有的事情全都是钱，钱，钱。”
“我热切地期望着东亚各城市的音乐工作者可以有一天聚首一起，互相交流。我坚信我们这群音乐工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不断地提出如上的质疑。”果然，日本的新音乐崛起了，全世界都崇拜他们。大友在13年前揭露的“日本唱片公司向其他亚洲国家搜掠其音乐版权，并同时向他们引进日本音乐”的文化帝国主义，也已经随经济版图的变迁而式微。但东亚的团结呢？仍然八字没有一撇。
人们喜欢抱怨，要么就是解释，总之不是坚持。所以大友有此一问，并聚集一帮一样热情而百无禁忌的同行，不分背景是爵士、噪音、摇滚、电脑，或者日本地下圈子擅长的磁带拼贴和黑胶采样，不谈钱，只是创造。一张专辑因此问世，生猛、混杂，就像把信息爆炸的人类社会兜头拍扁，切块混合，烩上厨师的嚎叫然后三成熟出锅上桌。“一个音乐家的第一张专辑包含了他/她日后创作的全部萌芽。”大友如是回顾。这萌芽是一个强健的胃，黑暗中消化着无限的未来。我们缺这个。
13年过去了，好多摇滚青年已经不再扰民，而是跟人民的钱包谈上了恋爱。谁在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