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禅

昨天回家看见soulseek上有一句留言:怎样理解噪音的美。
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只要弄明白这个提问有什么隔阂,也就不需要再问了。简单地说,根本不需要理解,什么时候放下了要去理解的心,什么时候才能全身体放松地去听。体验了然后才有理解,否则是空谈。王敖看了我写的性专栏,马上来下载里面提到的捆绑做爱专用的merzbow的音乐,这就是体验优先。哈。
最近加拿大的电子原音/即兴音乐家eugene暂住北京,昨天我们商量做一系列约翰·凯奇的作品演出。我觉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凯奇的理论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超越,但同时也很容易让自己变成话头禅,要么就是拿凯奇来打机锋扮周星驰。我对凯奇还是充满敬意,尽管他的哲学非常有限也非常西方(尴尬的,非常西方的对东方的理解和发展)。
下面这个是原来给一个杂志写的入门随笔,没有发,后来在杂音上被人骂,说扯远了,哪有这么些道道。有道理,听就是了,没有道理。但是请相信我所说的这些,只是为了让人放下道理——要是不立文字,那只能是现场。
文中说到K的“陈旧”,其实是大钧说的,针对其手法而言。大钧的一个崇拜者很愤怒地问我,K陈旧,还有什么是新的?呵呵,你自己去听嘛,大钧的网络电台播了那么多新的。

噪音禅

“世上除了声音之外无他,一切存在皆为振动。”——兹比格涅夫·卡科夫斯基
“音乐是无意义的,它是沉寂的源头,但也是创作的发轫。”——雅克·阿塔利
“复调音乐像科学一样是我们西方文明特有的。……一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像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那样)是一种强加于混沌之上的秩序。”——卡尔·波普尔
“西方音乐的名作是君主政体和专制政府的例证。”——约翰·凯奇

本来要写的是“东方主义”。其实这样的题目,尽管及时,但却不是我辈能够驾驭。于是改写噪音实验音乐。而这样的题目,也并非手到擒来。前一个题目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后一个题目,便是刚从河流游进海洋之后的哑口无言。先锋派音乐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即成的学院传统之后,已经经过了无数变异、分形、繁衍和接替,学院派已经被穿T恤、抽大麻、连五线谱都未必认识的商业-反商业体系里的明星超越,观念被普及和更生,技术被实践和革命,就连演出、出版和传播渠道,都成功地潜伏在可见的唱片产业之下,带动着曾经封闭的学术交流,向最活跃的市场和精神渗透——而我不过是个勤快的打口青年,百多张唱片还只能说是入门。
不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也无非是个禅字——摊上了它,就全都是废话。废话便没有高低之分了——噪音的历史,已经有100年还多。在法国钢琴家艾里克·萨蒂从“印象派”帽子下溜出来休息、顺手制造了些噪音音乐之前,很难说,这东西是合法的。当然,即使噪音之父卢索诺在达达派的帮衬下提出8种噪音分类,甚至在1913年开噪音音乐会,那个时代的噪音,还只是革命的暴力、闯将的威风。要不是二战后学院派大腕们的勤勉,噪音哪里有今天的待遇?1972年约翰·凯奇还在讲他去听噪音把耳朵听伤了的经验,2002年,全世界都有人坐在厅堂里面聚众听噪音,凯奇说:“我只要有机会还会听噪声,也许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好,让我们向他致敬。
就像潘石屹的房子可以去威尼斯双年展,德里克·贾曼的电影也可以去威尼斯双年展首映,对待艺术,人们已经不那么专制。生活就是艺术,只要你悟得到;生活也可以是艺术品,只要你行得高明——所以商业的界限、形式的界限,也就不在话下。二战后的约翰·凯奇,以及我们熟悉的极简派作曲家,都以超越西方音乐体系为乐,要么受东方的禅道影响,把音乐还给了生活,把阐释还给了听众;要么受欧洲以外的部落音乐影响,用循环观念替代线形观念。让一些西方人自豪然后狂妄最终却掉进自卑的复调音乐,几乎逼近了技术和艺术的完美形式,但毕竟输给了东方的空无和部落的重复。你不是上帝派来做音乐的吗?上帝是一座规划完美的豪华都市,但20世纪,噪音的佛,却是平凡到随时变形、消失或转化的生态圈。如何是佛?佛是狗屎橛。听着噪音,甚至听着寂静中耳道的血流声,想去吧。
商业无非是生活,要么你被它骗了,要么你骗了它,再要么你跟它混血了,又或者你干脆超越了。所以噪音从生活里被召唤出来,进入学院的高墙和爵士乐的即兴,进入摇滚乐的吉他和摇滚乐离心分子的跑调。它从不拒绝商业,但我想它是拒绝商业化的。就像大友良英,以猛烈、密集、信息爆炸而著称的日本巨人所做的那样,1989年他在东京街头游行,1999年他在北京幸福大街桑拿,他说,音乐不是枪,但它会用它的方式表达社会态度——这就是语言。噪音破坏了高贵的语法,它很难被规范化和体系化,它总是不确定自己的形状,也就拒绝了来自权力、道德、商业、政治的霸权。所以在这个没有权威的、去中心化的、耳朵高于嘴巴的地下世界里,噪音音乐一直卖得都挺好。
卡科夫斯基,打算从日本移居中国的瑞典籍波兰音乐家,2002年在广州做了两场常规演出。被认为手法已经陈旧但火候相当老到的他,拿超过人体生理极限的音量来轰我们的耳朵和胸腔,或许还有7赫兹的分子生物学干扰,和20000赫兹的神经干扰——这在希特勒和克格勃那里,就是酷刑,可按照住在伯克利的安徽籍台湾音乐家、乐评人姚大钧对Infrasound乐队的介绍,那低频的震荡、回旋、游走,完全就是声波桑拿浴一样通透、享受。卡科夫斯基当然没这么温柔,但是人们听他或者听Infrasound,也都只是为了听声音。
“是啊,那还要音乐家做什么,不就是皇帝的新衣吗?”中国的学院派只会这样耍赖,谁让他们还在维也纳乐派和俄罗斯古典时代坐井观天呢。不瞒你说,我还真的在听公共汽车的声音、电脑硬盘的声音、洗衣机+空调+换气扇的声音、耳旁风和远方狗叫的声音,这些声音没什么低人一等的,但听起来的确可以区别爽或不爽。1995年来中国演出的约翰·佐恩和噪音相比,也就是把先锋爵士发展到了极致,这位活跃在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地下/实验音乐界的萨克斯手,被那么多人说成是做噪音的,严格地说,这是误会。上下班时间的交通堵塞之声并不先锋,卡科夫斯基当然也并不先锋,只不过“人民大众来得稍晚一些而已。”(这话是先锋派大腕瓦雷兹说的,1958年他为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写的作品《电子之诗》,要求用425个扬声器扩音,其野心,足够和我们熟悉的施托克豪森的《少年之歌》媲美)我想说的是,交通堵塞要比卡科夫斯基显得呆板,缺乏变化,高中低音之间、空间结构之间不够谐调,音色大多干燥生硬并且互相销蚀,这就是我们需要音乐家的原因。
《古登堡变奏曲》还是要听的,许巍和Bob Marley还是要听的,但噪音教育了我们,再也不要专制的政治、专制的文学、专制的思维和专制的音乐观念。无论带给你高贵的幻觉,还是化装成无孔不入的广告,暴力都还是暴力,古典音乐的暴力、商业情歌的暴力,在噪音面前已经怒不可遏,只因为有人想终结暴力。
禅就是心。音乐就是听。我们这样解释噪音。没有什么需要总结的意义,也没有儒家的目的论和西方的实用主义。我听见了和谐或奇幻的旅程,你听见的只是烦躁和恐惧,这只能说我心里比你安静;我在140分贝的不规则声波震荡下进入了禅定,你还在找主办人抗议要退票说我告你丫的因为我没有听到主题感情律动歌词演奏技巧以及灵魂的升华,你最后说这不是音乐,好吧那就不是音乐好了,它是存在,存在是因为体验,体验就是我自身,而你,就去外面寻找里面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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