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人的书
一不小心又上网买了几本书，要不是台湾那书店的网络有问题，估计还得多几本。有一本台湾女记者采访墨西哥蒙面游击队扎巴塔领袖、哲学教授马克士的书，一直想买来着。
翻出又两篇旧文，关于书的。发表的时候也都是被删了。
异托邦人的书
A，Kurt Cobain是中国人
杨泽为他主编的《70年代忏情录》和《70年代理想继续燃烧》写了个序，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至于Dylan（Bob Dylan）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假如你问我的话，那一点也不重要。”他的意思是，出生于1954年的他，作为二战后的第二代，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曾经接受过美国文化的深刻洗礼，从Dylan的自由音乐，到美国政治的民主观念，从可口可乐，到好赖物……如果说美国政府有他们的算盘，那么杨泽们却也最终总会有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是Dylan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和艺术的自由”的观念，而不是美国新闻处。这感觉和我上面那一代大陆人有点相似，但似乎又只对应了一半；1980年代的时候，那些开始产生代际意识的人，主要是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而已，写出“第四代人”的他们，爱上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的）、美国的文化和生活风格（遗憾的是，抽象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式的，而不是王小波（注1）语焉不详的那个文学化的“自由主义”）；到了90年代，Bob Dylan，或者不如说是Kurt Cobain才终于带来反主流文化的信息——从理伯卡·E.卡拉奇的《分裂的一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于青年而言，最终都不敌反主流文化的魅力。
是的，Kurt Cobain肯定是中国人，对我们来说。
还有Jim Morrison、Rage Against The Machine，还有另一种想象里的Suede、Portishead。那些白人音乐家，改变了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信仰——如果有的话。我想说中国以前没有青年。有人说那么“五四”呢？，“四五”呢？我想说运动是一回事，生活方式是另一回事。年轻人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语言（确切的说是言语）、独立的价值观、风格和文艺、体现在服饰和其他方面的细节，直到产生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面孔和声音才算是诞生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他们不必是真的一代人，他们其实只是一代人中拥有面孔和声音的那一部分——垮掉的一代的同时代人，有很大比例的从“沉默的大多数”那里遗传下来的守旧分子，更不用说政治和生活上的骑墙派了，但显然没人会赋予他们一个名字，比如说沉默的大多数升级版、健康的一代、不垮一族之类。二，他们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和商业模式有关，信息的生成和传递、文化产品作为信仰的载体、同时作为商品和辨认标志出现的符号（文身、贴纸、极限运动的商标设计、软毒品的地下经济、All Star的鞋与Alchemy的T恤的对立……）、必不可少的仪式（即使非赢利目的的音乐节和户外锐舞活动，也需要商人的介入），这都是20世纪以来城市文化的开花和结果。以上两点，值得另外写两本书。
自由主义是一回事，自由是另一回事，前者是成年人的律法，后者是孩子们的乐园，这一点，要到反主流文化的成型，才看得出来。那些根本不知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有什么区别的人，可能比这两方面的学者更懂得自由，至少他们不会参加职称考试。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社群、民族、国度的最终幻想，那么福柯和德勒兹的异托邦，显然就是混合了反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青年亚文化的浪漫主义加行动主义的结果——一个废除了各种界限的“国度”，我称之为“亚社会”的生命体。在这里，来自墨西哥城和台北的黑客，要比两个费城的律师更亲近，来自成都和阿姆斯特丹的大麻爱好者，要比横滨的一对姐妹更像一家人。Kurt Cobain或Bob Dylan，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白种黑人”和世界公民；他们也不需要去写一本《分裂的一代》，就可以催生关于自由的行动。而自由主义，即使经过新左派的打击和自由言论主义的修正，也赶不上自由对于新世界的想象。当然，新左派也一样，只要你被书本控制，就丧失活力，脱离现实，变成永远跟在历史身后婆婆妈妈的唐僧——要么就是张广天那样的奸商。
B，书本里的1968年
200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汉（注2）编著的《反叛的一代》，印数只有2000册，而且即使在兰州的大书店，也已经停止进货。可怜的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酒肉朋友，他们帮了作者的忙，却不知道西方60年代文化和学生运动，正在成为新的显学、小资新宠和愤青必读。这本书所参考到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7个月后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漂亮的中文版，图片就有156幅，首印8000，我身边的朋友，从报社编辑到摇滚乐手，几乎人手一册。尽管后者的翻译骇人听闻地无知和不负责任——让·吕克·戈达尔居然变成了“琼·露琪·戈达德”——但作为出色的商业操作，它既成功地用时尚读物的风格掩盖了原作的火药味，又反过来在风花雪月的潮流中夹带了愤怒的私货。
《反叛的一代》的副标题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写到了法、英、德、美的60年代学生运动，当然主要是60年代末期。背景则描述了左派、新左派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作者沿袭了传统的革命理论，也使用了新一点的左派方法，大量引用马尔库塞，提到“革命”的时候多少还带有一种美学化的浪漫热情。作者这样说：“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和近代时期那种旧式革命相比，一个明显的新特点是，它是一次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形成时代的革命运动。”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详细地描述了发生在4个国家的事实，并且告诉我们，一个中国新左派或者准中国新左派会怎样看待发生在我们（注3）身上的事情——热情地，同时也是保持着想象的距离地。而它的局限，就是没有脱离学生运动的范畴，甚至把各种明摆着超越了学生运动的事情硬塞到学生运动视角里去，当然，还少不了革命的陪伴。
与之对应地，《1968年，反叛的年代》则充满激情，并且纵横捭阖，钻到了理论的深处。当然，这是当事人的记录，用一些地点和事件勾出了世界局势的轮廓，用长时间锲而不舍的思考打磨了理论的疑点，相关的文化事件、人物点评和新闻摘录，构成了更为丰富的场景。就法国5月风暴而言，它是一次够格的陈述——如果陈述也可以是宣言的话。这当然也会让人想起更早些时候三联出版的《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那是直接从台湾联经版移植过来的，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合著，赵刚译，我手头没有大陆简体字版，说不上印数，但想必卖相不差。和很多忠实于原著而不是进行价值清洗的翻译一样，这本书的译笔追上了原作者火爆的街头堡垒战风格，像一种砖头和火药构成的诗歌——毫无疑问，一本把cops翻译成“条子”的书是值得年轻人信任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和《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都是由当事人写成，而且这当事人也的确体现了60年代行动主义者的神勇——他们不一定是学生，就像学生的身份本身也不那么固定，他们不光会扔燃烧瓶，还会思考，他们不光会引经据典，而且还创造理论。前者当然比后者要更详实深入，而后者由日记和分析这两部分构成，本身也就是急就的入门手册。
C，路上的达摩
达摩当然在路上，他从来就在路上。
所以说，杰克·克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心气相通，而《在路上》作为文学经典，则少了些自传体小说的虔诚和朴素。它精确地呈现了《在路上》，或者不如说整个垮掉的一代反叛行动的根源——追求精神的解放和至善。“佛教讲究的是行动！”加里·斯奈德的化身在书里大喊着，然后去砍柴、赏花、打坐、狂欢。如果说这本书真的导致了后来的背包革命和波普佛教，那么它跟19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也当然少不了瓜葛——The Beatles和The Doors的听众比他们更干脆，把酒升级成了LSD，到印度去学习瑜伽，还把sitar琴和共产社区带回了旧金山。把《达摩流浪者》当作小说的人，和把它当作精神读物的人可以就此分为两类，前者是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者（注4），反正都是一回事，后者是年轻人，行动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可救药的梦想者——请原谅我使用这个美化的词汇，这的确是美化，也就是说，我自己也同样蔑视客观、冷静、距离。我在里面，难道不是吗？
2002年8月，四川大学出版社为文楚安出版了《“垮掉一代”及其他》，收录了这位翻译垮派作品的专家撰写或翻译的若干文章。我们当然不能说文楚安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但难道还有别的人在做这件事情吗？他虽然没有把cops翻译成“条子”——台湾商务版《达摩流浪者》的译者梁永安还使用了“哇塞”、“爽呆了”之类的词，而《破》报上那些谈论乔姆斯基、拉康的年轻人，也同样习惯于说“high”和“逊”，这就是两岸青年势力的差距？——但他至少挺身而出了吧。这本印数只有1800册的书，提供了又一批难得的垮派资讯；文楚安同时还编辑、翻译了《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算是金斯伯格研究的宝贵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这本书制作倒是不坏，不过干脆没有版权页，我怀疑也就印了2000本来打发人。这不能怪出版社不懂市场，只能说年轻人一盘散沙，连商机都没有给人家看见。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按照垮派方式生活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沉默、简单、在路上不停地走，他们连出租车都不坐，哪里有什么商机？
如果说法国五月风暴看起来更受重视，而同时代的嬉皮士运动和之前的垮掉的一代（注5）更不受重视，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五月风暴本身就有更强烈的理论含量，而革命对于中国学者又足够迷人？文学、艺术和行动、生活，通常不会那么早地被重视，等到开花结果、水到渠成，知识分子（中国当代式的）就会跑过来命名、阐释。如果反过来描述事实，说，垮掉的一代在中国有更多的知音，那么也同样成立，因为这些知音要么是文学界的梦想者，要么就是5块钱跑半个中国的流浪歌手，他们的论述，往往和文楚安状态最糟糕的时候一样，拖泥带水、感情战胜着理智。反正是说不过，就只好上路，翻译著作算是上路，看摇滚乐演出算是上路，连登山鞋都没买就上了路算是上路，读着余杰的胡话都能热血沸腾也算是上路。而这种伟大的自发性，正在接应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垮掉和嬉皮——至于嬉皮士是否改变了世界，或者禅疯子是否改写了历史，这是只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才会斤斤计较的问题。
D，在想象中塑造着
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歌是对诗歌的想象、音乐是对音乐的想象、时尚是对时尚的想象，反主流文化，或者说得温和一点，非主流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兴起，作为一场文化战争的先导，实际上也是对垮派、嬉皮士、朋克、黑客等等文化的想象。
我们阅读。从《光荣与梦想》开始，80年代的青年想象了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活，把美国梦移植为中国梦，甚至强行抗争、不惜求败。然后是《伊甸园之门》的两次出版，在那些眼疾手快的半文人手里，这本书被传阅，并成为各种对美国60年代文化妄下断言者的引用对象。它的1989年企鹅版增加了一篇新的文章——《乌托邦之后——60年代在今天》，迪克斯坦不无狡猾地说：“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60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这句话是10年前的中国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因为革命的不同形态，对同样的事实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当年失败的形体，在无形中却渗透了世界；即使在强大的“另类文化经济”和布波族的消解调和之下，乌托邦还是坚决地迈向了异托邦。
迪克斯坦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写到了他女儿胸前的一块别针，上面刻着：“绝望地抱紧乌托邦幻想。”这样一来，他超出威廉·曼彻斯特的魅力也就到头了，这句话让他永远地停留在了“后60年代”，并且被中国的“后80年代青年”永远地眼含着热泪铭刻在心了——泪水是属于观众和读者的。历史的主人——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怎么会甘心绝望，他们必须在想象终结的地方自发地过渡到下一个关口。异托邦的意思，原本是医学术语Heterotopia，异位移植，也就是说，一种异常但是现实的技术或者现象，它不是绝望地死磕就可以解决问题……
英国的前共产党员、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有《极端的年代》和《革命的年代》传世，但他最近的消息，也是最有趣的消息，却是2001年9月新华出版社的《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这是有点反历史意味的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用来解决我们赖以平衡内心的想象。90年代的青年想象着非主流，并且以为自己是反主流，如果他们早点看看这几本书，可能会打消一些曲线救国的宏愿，转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行动，开心地。眼泪是60年代的特产，但不一定还要保留到21世纪，大家都是小人物，阅读别人的行动本来已经很尴尬，何必一边还要阅读一边跟着流泪呢？
历史是谁创造的都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知道那不关我们的事就行了。我们要创造的是我们自己。这也就是各种小人物、乌合之众形成自己的文化，并无形中改写了历史的原因。
（注1）王小波的杂文的另一个误导之处，就是把“沉默的大多数”解释为话语弱势者，也就是通常理解的底层劳动者、低文化程度者、社会边缘人。但这个短语本身却是用来指称19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他们的沉默实际上就是噤若寒蝉或麻木不仁，而不是被迫沉默或被过滤了声音。
（注2）署名是沈汉和黄凤祝，但根据跋来看，此书主要是由沈汉完成的。我对沈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居住在南京，自称“对新左派则怀有一种尊敬的情感，过去20年中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注3）是的，我们，总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在“他们”面前，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我们”的概念从没有真正改变过。
（注4）下文将要提到的英国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他的立场多么倾向小人物和叛逆者，但到了现实的也就是个人口味的关口上，旧式知识分子的马脚就露了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老左翼，一听到比博普爵士乐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他虽然没有这么狭隘，但仍然在《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里面展现了那种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对爵士乐的怀旧趣味——这部分近距离讨论大众文化的文字，要比他远距离写断代史和小人物历史的文字可笑了许多。
（注5）当然重视不够，到今天人们还没弄明白beat是什么意思——是宗教的狂喜境界，和爵士乐的节奏，而不是台湾学者的“敲击”和大陆学者的“颓废”。
“请你们不要放弃”
——《1968，反叛的年代》
1968年5月31日，《新闻观察家》发表了让-保罗·萨特对学生领袖丹尼尔·贡-邦迪的长篇访谈，我从《1968，反叛的年代》里转录了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已出现了某种令我们的社会为之震惊、感到迷惑的东西，它否认了造成社会现状的一切因素。这就是我所说的可能性的延伸。请你们不要放弃。”
35年过去了，他们放弃了吗？昨天的老战士当上了巴西和巴基斯坦的总统，“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工会的政策比她的右翼前任更加强硬”。60年代文化的另一个主要结果，是当时冷眼旁观的一群人，一声不吭，现在却以新保守主义的策略左右着白宫的阴谋和五角大楼的轰炸机。伍德斯托克40万人参加的摇滚乐狂欢，今天则为另类商业，尤其是娱乐业提供了无限的灵感，让不穿西装的经理靠青少年的反叛心理赚大钱。
但我们依然能看到，写过《1968，终结的开始》的安其楼·夸特罗其，现在还在推行反电视运动；在格尔木附近的公路上，白发的嬉皮士戴着12只耳环骑车进藏；我们现在要说的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塔里克·阿里，还顶着火焰一样的头发在伦敦研究革命……但让我插句话吧，1968年，全世界都在决斗，一边是年轻人、穷人、学生、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和花童，另一边是成年人、巨商、政客、自由主义者、精英分子和沉默的大多数（对，最后这种人，是黑暗历史永恒的帮凶），结果是什么？大多数政府并没有垮台，但这不是真正的目标，因为即使换一种制度，也没有换一种道德、人和人的关系、想象力更有效。换句话说，1968年的抗争已经结束，该失败的都已经失败，更为深刻的文化战争却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新战争。
现在来说这本写于1998年的书，作者之一，就是当年的反叛领袖。体例是按这一年的12个月分章，按日期和地点（一个国家，或一所学校）分节，中间穿插了156幅惊心动魄的图片，和若干来自媒体的文章摘录。西方青年在反文化的陪伴下，反抗父辈的不道德和冷酷，极权国家的青年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反抗暴君和秘密警察，战争的国家，青年们在丛林里游击，反抗由富豪、法西斯或者白宫傀儡构成的国家暴力……这本书把地球浓缩成日记，事件被简洁鲜明地描绘，态度呼之欲出，即使只有戛然而止的一句话，你也可以了解这是怎样一种骄傲和锋芒毕露的表达。是的，这是关于1968年发生的全球反叛运动的最全面的中译本图书，它涵盖了每一个“天生偏左”的都会关心的所有方面——只要是当时发生过的。
这是一本我才读了20页，泪水就夺眶而出的书。这书里写到了无数的牺牲者，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更多的，在他们上街之前，就已经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大多数人，则牺牲得更加寂静，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比鸿毛更轻。我们知道，全世界的警察都一样凶残无耻，操纵着他们的人，和被他们保护着的人，则一样懂得把其他人的幸福当作“社会进步”的代价付出去，换来自己的体面生活。历史从它发生的时候就在被改写，但我们要记住那些曾经战斗过的人，和文明机器中被磨损掉的人。“我希望我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名政治犯”，“我宁愿今天就死在亚拉巴马州的公路上，而不愿泯灭我的良知”，这样的声音，有时候是被迫发出的，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托马斯那样，连一句口号都没有，就在捍卫个人的时刻做出了选择。“一般来说，我们靠行动来证明自己。”
这都是一样的。为民权而战，像简·芳达跑到越南去那样为另一个国家的人而战，和为个人的选择而战，像雅皮士（Yippie，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国际青年党）那样为恶作剧而战，为红旗或黑旗而战都是一样的。我不会像这本书的作者那样严肃，去嘲笑The Beatles乐队不问世事，而赞扬Rolling Stone乐队主唱写了暴力的歌词——在翻到第35页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幅著名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女战士的照片，想想我们的国家在80年代对牛仔裤的崇拜吧。每个人都该知道，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者，应该明白他/她所追求和捍卫的，正是有一天女人可以穿上高跟鞋或者扔掉高跟鞋，而约翰·列侬可以像孩子一样任性，逃离一切去练习瑜伽。但现实所造成的结果是，革命家和音乐家的区别就是，后者有更丰富的人性，但前者更懂得牺牲。
历史已经不会重演。科技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一切，新的战士已经不再依靠马尔库塞和马克思。你知道他们在热那亚、墨西哥城、西雅图、罗马、巴塞罗那、电脑网络和地下朋克乐队的全球串联中做了些什么吗？以墨西哥的扎巴塔民族解放军（EZLN）为例，2001年他们宣布要长征3000公里到墨西哥城和总统进行谈判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他们的记录片——在1994年，墨西哥和美、加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那一天，一位蒙面的领袖宣布成立EZLN，要求政府立法保护印第安人权益。这位传奇的领袖，在1996年组织了有42个国家的3000多人参加的“人道与反新自由主义”国际研讨会，在2000年发表了长文《知识分子右翼与自由派法西斯主义》，探讨全球化与知识分子角色问题，在2001年宣布EZLN将会从游击队转变为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政党），因为他要颠覆的不是政权，而是现有的权力关系……在1999年到2000年的墨西哥学生运动中，罢课总委员会竟然是一个没有领导的机构……蔓延到全世界的青年新闻自由网络组织，正在筹备其核心机构的“去中心化”，也就是取消旧的权力关系中的金字塔结构……
墨西哥的学生这样说：“我们是要恢复过去的一代，承诺现在，并准备未来的一代。我们是记得知识分子是如何帮助官员获取利益的一代，我们是与只重视在资本流动中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在那里政治上藏污纳垢，汲汲于私人利益的政治体系分裂的一代，我们是拒绝以政治作为掩饰，仿效美国佬市埸方式政治的一代，在那里，家庭福利等等、等等、等等的承诺一再的被认真的提起，只是从来没有被实现……我们也是向前看，要求，并准备改变大学与国家的一代，我们不在决定全体事务时做壁上观，我们要的是变革。我们绝对不是X世代，他们要我们这样想，让我们一事无成。”看，“他们要我们这样想”，多么精彩，如果大多数30岁的美国人已经那样想了，那至少还有一些人不这样想。对于塔里克·阿里这些1968一代人来说，也许他们看不惯刺着文身的朋克，也不明白黑客和Blog是怎么回事，热血变成了酷的反抗，但最终，年轻人还是按照这个时代的方式行动。
在我的国家，曾经有过充满希望的、创造和真诚的80年代，有过灰色的、实利和犬儒的90年代，现在是新世纪，人们正在享受缓慢扩散的快感，正在把肉体从电视机挪向更大的电视机。我想对那些开始厌倦这一切的年轻人，或者从一开始就厌倦乎这一切的年轻人说：请你们不要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