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来自我内心的声音”
六月的时候，王敖和traci帮我翻译的这个短文发在wire上。前两天又在想这个事情，当然如果不是大友，也可能会有另一个人，但我蒙他和sachiko的恩惠实在是很大。那段时间有一些感受，后来看到lawrence在前味音乐网上的帖子，“开始听自然界的声音”，当时非常会心。
最近又有一些新的感受，也许过几年可以说得清楚。关于“听”的说法，当然是要听了之后再说的。现在的听法，听的东西，听的途径，也许将来才可以总结是吧……
1999年7月，我离开《兰州晚报》的编辑职位，为一个女孩而来到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个月以后，爱情和生活都破产了，我借钱租了房子，开始筹划新的生活。
香港Sound Factory（现在是Noise Asia了）的Dickson突然出现，他问我想不想做大友良英的演出。当然！离演出只剩下10天时间，但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对一个刚刚卖掉了500张摇滚乐唱片收藏的乐评人来说，除了找工作和学习自己做饭，还得有点什么新鲜的东西好让他打起精神来。何况，如果我拒绝了，可能就不会有人在北京做这场演出，那意味着我会看不到他的现场。
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我通过刚认识的一个朋友找到了场地，又鬼使神差地认识了艺术和音乐策划人，李振华，当时他在一家酒吧做活动，这样就有了第二个场地。没有海报，也没有现在的群发邮件，我在几家报纸和杂志上登了预告，然后通知了我认识的音乐家们。当时还没有什么类似的音乐家来过中国，约翰·佐恩和山冢爱在1996年来中国演出，大家都是去看热闹的，1993年大友也和乔恩·罗斯来过北京，但那是在北京国际爵士节演出，观众完全被他们搞晕了。没有多少人听这样的音乐，只有少数音乐家和学生觉得有必要去开开眼界，何况门票价格可以看4场摇滚乐演出。
8月27日，我们在空旷的火山俱乐部卖出了19张票。大友、他的女朋友Sachiko M，还有Dickson，站在5米长的桌子后面……先是Dickson的808、CD机和唱盘，飘零的噪音逐渐集合成为整体。接下来是大友和Sachiko的双人乐队Filament，我主要注意到了大友对唱盘的虐待。当他用铁链、镲片和其他金属玩意对付唱盘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观众都担心地望着他，并且在潜意识里期待着爆炸、断裂或者其他什么突如其来的故障。但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宏大的声响空间。当然还有一大堆其他的设备，还有他为电影《蓝风筝》做的配乐，非常大的动态，非常粗糙的音色，非常生硬的转折，但并不像Ground Zero或者Peril那样密集，相反，Sachiko M微弱的高频正弦波似乎在引导着大友强有力的低音轰炸。他们超出了我的经验。
接下来是大友演奏吉他。除了正常的手法，他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使用吉他
。大约只有5分钟时间，他用膝盖顶，用铁钩摩擦，用手掌和胳膊敲打、折磨着吉他，并且快速地从一个声音移向下一个，像一个严肃的疯子在指挥着一座飞机场。除了正常的摇滚乐，以前我只看过捷克的二人乐队Sabot的现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为之兴奋，在大友精疲力竭、放下吉他之前我已经完全进入了他的巨大能量，我想这不是即兴，这是一种自然的秩序，或者说生命的本能。
第二天，我们只卖出去4张票，还有不到20人是记者和帮了忙的朋友。一位有名的说唱乐手在演出开始10分钟后冲了出去，“退票！”他说，“我买的是音乐票，但是这不是音乐！”至于我，我注意到Sachiko正在发挥比前一天更重要的作用，她一本正经地摆弄着正弦波，用中国话来说，这就像太极拳里的“四两拨千斤”。在后来的几年里，Sachiko以“正弦波音乐家”的身份名声大振，她也重新来到中国进行了几次表演，对新一代的中国乐迷来说，她的名字甚至要比大友良英更重要。而她和大友成立的Amoebic厂牌，也逐渐在世界独立音乐场景里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刚刚从摇滚乐的传统中闯进来的新人。如果说我至少还听过大友或者“止痛片”的唱片，对一切吵闹的声音都怀有天然的亲切感，那么Sachiko用牙刷制造出来的纤细、专注的声音，就像是大孩子的新玩具……
后来在采访中，大友说：“现在……我会让一个声音保留很长时间，因为它是来自我内心的声音。”我想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这种他称之为后采样的音乐，在噪音中包含着一些安静的东西，事实上我理解的禅也正是如此，音量大小并不重要，关键是它要来自内心。我们还花了点时间谈论“Onkyo Sound”的概念，那种在空间和时间中消逝的声音，不管日本人怎样理解，我认为这个概念真的击中了我心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我后来的观念相比，也许摇滚乐只是强调表达和表现，但我很感谢它，把我带到了新的世界。在兰州的时候，我是那个城市惟一的乐评人和几乎惟一的演出组织者，一切都非常封闭，北京的同行曾经问我怎样解决资讯匮乏的困境，我说，那就只好消化所能得到的一切，榨干它所有的营养。遇到他们两个之后，我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但耳朵却变得更加灵敏——大约是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发现自己坐在拥堵得根本无法移动的出租车上，四周是数百辆轰鸣、不安的车辆，好吧，我说，就当是另一场噪音的现场吧，一瞬间，我听到了所有声音的细节、变化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用佛教的话说，那就是开悟。
在那次演出之后，我获得了经验，认识了更多的组织者和音乐家，和Dickson成了朋友，而新认识的日本人都会说“哇， 你安排了大友君的演出”。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听大量的实验、前卫、即兴、噪音音乐，而不只是为摇滚乐的技巧和歌词着迷。但我真正得到的，恐怕是一种哲学，关于如何在瞬间把身体打开的哲学，关于超越一切限制去接近自然的秩序的哲学，关于谦虚地听、然后才制造声音的哲学。这种哲学的营养，不但没有被榨干，反而变得越来越丰盛，因为，今天的我也是这种精神的传递者和制造者。世界仍然在向我打开，一切都来自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