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属于铁托
这是2001年吴吞在压轴演出前的照片，他当时刚说完下面的话：“重要的不是摇滚乐，而是你们……种子就要埋在地下，这样它才能长成大树，长成你们需要的火把。”
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和小资青年注意到了迷笛音乐节，而我最想说的是，这是我们的节目，光荣属于铁托。
下面是这几年写的相关文字：
2000年写的
……
与之对应，我记忆里罕见的光明出现在4月31号的迷笛音乐学校。在同样地下的环境里，有另一种乌托邦一样的陶醉，我看见人群来来去去，灯光和黑影都美……夜叉出场的时候我还在远处看着，叫好声被更多人淹没；到了舌头，像是在夜叉起伏的情绪上泼了汽油，人群被冲向四周，中间是助跑和相撞的场地，而舞台上，六个光膀子的男子又一次捣入了声音的大脑和心脏，我是说，晕眩和狂热出现在音乐的背后，人们开始胡乱叫喊了。从V-One到迷笛，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黑暗的快乐变成了阳光乐园。这也是大家的乌托邦，很多人都把迷笛音乐节当作一个小小的伍德斯托克，因为所有的乐队都那么友善，没有人说“我操那是什么傻逼”，没有人起哄。在迷笛学校的院子里，分不清乐手、民工、学生和其他观众。如果说锐舞本是户外、回归、E哲学、爱与和平，那么北京的Party其实难免被性欲、面子、空虚和钱包所干扰；对于生活的奢求者，只有在地下摇滚的现场，才可能找到纯正的自由、和睦，哪怕这气氛太过脆弱，稍纵即逝。
在院子里，坐在长凳上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看见了什么，病蛹、地狱香皂、碎玻璃、幸福大街和秋天的虫子，当然还有铁风筝、木马、舌头和夜叉被一再说起。他们同时出现在首都的边缘，没有人检查暂住证和演出证，没有人投诉音量过大，没有人用恐惧或崇拜的目光看你，没有关掉你音量的酒吧老板，没有朋克大战金属党，没有南北摇滚大对抗，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差别。
在夏季到来之前，我所记得的，都是这样，在黑夜。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节选
2001年写的：
2001年5月1号和2号，有两种人参加了迷笛音乐节，一种是我在上地开发区的迷笛音乐学校看见的，他们带着文身、染过的头发、奇装异服和回家一样的神情，和44支乐队一起度过了两天的狂欢；另一种——事实上我可能也看见了，但他们一晃就不见了——然后回家大骂，说这帮标新立异的年轻人，简直不可救药，装什么愤怒和个性，装什么装啊。
先要说迷笛音乐学校，这是成立于1993年的一家民办音乐学校，主要教授电声和爵士的基础课程，校长是一个热爱爵士乐的大龄青年。很多学生毕业后不肯离开北京，于是他们促成了一个外地摇滚青年的聚居区，并逐渐组建出很多乐队，今天不少有名的乐队都和它有点瓜葛……从2000年开始，学校决定利用简陋的条件举办音乐节，让他们相会、交流、壮大声威。
两天，大约1000人聚集在迷笛学校的礼堂，也就是演出场地，和礼堂外的空地上，喝着免费的啤酒，聊天、大笑、倾听、蹦跳，44支乐队轮番上阵，从后歌特到说唱金属，从朋克到布鲁斯，夜叉和舌头分别压轴，从下午到深夜，人们被音乐，或者说被归属感烘烤着，狂欢了起来。尽管主流媒体视若罔闻，但这的确是摇滚乐新生力量最重要的检阅和聚会，尽管宣传效果有限、娱乐条件有限，但一种文化正在成长，它的粗糙和生命力，是习惯所不能理解的。
这些人和这些乐队，来自社会的边缘，爱自由自在的生活，选择与众不同——我是说，第一种人——他们被另一些人视为小圈子，甚至被诋毁和压制，但他们有新音乐，和独立思考的方向。且不说舌头、痛苦的信仰、木推瓜、废墟、夜叉、脑浊、杭天、病蛹这些重要的名字，也不说全体黑脸来开场的美好药店和新锐的幸福大街、昏热症，就是一个刚刚组建的暗夜公爵，就已经拿磅礴唯美的后歌特音乐征服了人们的神经。他们没有被公众认识，是因为公众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灌输，和娱乐记者的指点——众所周知，这取决于稳妥的卖相而不是音乐。
历史上所有的音乐节（festival），都是有相近爱好的青年，在长时间的音乐演出上聚会，做集体的狂欢。无非是圈子，无非是人以群分，但它的开放，在于人人都可以加入，不用花钱，不用扮酷也不用懂音乐，你不用属于哪一个圈子，你所需要的，仅仅是告别文明的枷锁，做自然的、本来的人。和近期另一个热闹的音乐节“喜力节拍”不同，迷笛音乐节没有强大的资金和宣传支持，更没有强烈的通俗的娱乐功能，它不是为了取悦于赞助商和大众，而是亲近了正在成长的创造，和边缘文化的价值。
所谓狂欢，应该是纯净的——这话听起来有点乌托邦，但我们今天还可以拥有。就像在迷笛音乐节的终场之际，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所说：“重要的不是摇滚乐，而是你们……”他接着说：“种子就要埋在地下，这样它才能长成大树，长成你们需要的火把。”有人含着热泪，有人疯狂地开始冲撞，他们的狂欢，就是种子的狂欢，他们简单的快乐，是没有距离、无须代价、远离知识的，如果你觉得那音乐太噪，那也许你是忘记了自己身上也曾经藏着一个轰鸣的精神。
什么是狂欢呢？是酒神？是恋爱？是青春？还是超越常规？而这一切，其实是那么简单。
——《什么是狂欢》
2002年写的：
这标题来自杰克·克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就在5月2号晚上，我把自己从迷笛学校外面庙会一般的摊点转移到散发着星星和香烟气息的学校草地上，眼前是不到1000名闲散的青年，舞台上那支刚才还晦涩得可怕的乐队已经变了风格，他们不再像Grey那样玩无浪潮诗篇，或Meredith Monk加Philip Glass的微型音乐剧，他们现在像Henry Cow一样清淡、老实、别扭地弹起了民谣吉他，一个长得像学生会干事的主唱在一遍遍呼喊：“永远年轻，永远倔强，永远纯洁，没有人能够消灭我们！”
我的确感动了，好象天空突然打开。他们，来自上海的“顶楼马戏团”，刚才还是奇怪的和声、阁楼爵士式的黑管和仪式般的气氛，这时候，主唱握着拳头呼喊，让我理解了他们所有的怪异、荒诞和一意孤行的声音实验。一句通俗的口号，一支前卫的乐队——当然，“乐队”这个词不太合适他们——加上舞台下一群自己照顾自己的年轻人，构成了那一个感动的瞬间。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的幻觉，不是伍德斯托克的和平与爱，更不是时代的晚上，我想我听到了我们作为群体，第一次表达出一个具体的愿望。发出这声音的，是构成迷笛音乐节的所有人；这个愿望，用三个极端的词，建筑了一个独立于唯物的成人社会的新世界。
这个关于永远年轻的理想，和关于“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说法一样，传达出我们确立自身形象的冲动。作为青年，我们没有过伍德斯托克，这很遗憾，我们甚至也没有摇滚文化，我们甚至没有流行文化。在这一切跟青年亚文化有关的事情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也有人认为当代群体文化的发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达起来而发展的，而青年，作为高速城市化的产物，已经诞生了100年以上——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声音、没有语言、没有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不要说价值观的世界里，青年作为群体，在摇滚乐和互联网改变生活方式之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谁是我们？
是那个穿西装的记者所说的、迷笛音乐节上“70%不正常的人”，还是广大适龄青年？或者说唱金属乐队歌词中普遍存在的“人民”？谁要求永远年轻、永远不被摧毁？换句话说，谁被我认同、进一步被我认同的人认同，愿意分享那种短暂的、含混和即兴的、不现实的、避世或对抗主流社会的快乐？
还是说说迷笛音乐节本身吧。这是第三届，迷笛音乐学校主办的免费音乐演出，也是第一次移到户外举办，也是第一次吸引了大量媒体和非铁托人群的参与，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音乐节——先别急着提喜力节拍，或者重庆万人摇滚乐演出，要说festival，还不能光有人气就够。
5月1号到3号，51支乐队参加了大约32个小时的露天演出，他们的风格以摇滚乐为主，但也有爵士乐、新民谣和其他被称做“新音乐”的品种；从整体上看，无论毫无新意但是区别于中国主流音乐的爵士、布鲁斯，还是无聊但是时尚的英式流行乐，或者同样模式化但是以激进社会态度为目标的说唱金属，都和极端、前卫得超出多数乐迷承受能力的无浪潮或即兴噪音音乐一样，符合“新音乐”这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在离大众文化数十公里远的远处提供娱乐，使迷笛音乐节变成了少数人的节日。
这少数人却已经不同于10年前的摇滚贵族。他们开始自我繁殖。他们来自学校、报社、公司、工厂、文艺行业或传统的无业愤青阵营，不再属于封闭的摇滚圈。他们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制造不同的服饰或思想，率先公开同居或购买盗版的地下电影，他们制造、传播着一套自己的俚语和典故，有接近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他们可以在人群中彼此辨认、在小范围结成短暂的乌托邦。最重要的是，从生活方式决定文化的意义上看，他们已经不是少数人，他们的繁殖能力将超出精英论者的想象；他们也是第一代让摇滚乐真正存活在中国的土壤。
他们就是我们，大约6000到8000人次（伍德斯托克的1%强），来到位于北京西五环外、香山附近的迷笛音乐学校，喝啤酒、聊天、胡闹、购买地下出版物，同时用坐姿、站姿和剧烈冲撞的不同方式观看演出。其中有至少200人——我个人的估计——来自外地。
第一天的乐队普遍要差一点，但观众人数最多时大约有2500人。演出还没有开始，一道长长的砖墙就已经喷满了涂鸦，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喝醉了，没见过世面的记者到处乱跑，见到文身、眉环和鸡冠头就拍照，结果绝望地累趴下了。
演出下午3点多才开始，在沙子走台并引起小规模骚动之后，铁风筝第一个出场。他们是一支不大走运的乐队，不但再也没有创作出《这个夏天》那样的杰作，而且也没有像其他同代乐队那样获得实惠。音乐是日趋高难度的正统的摇滚乐，但是当然有技术和气质上的风格，这使他们耐听。在主唱虞洋挥手的时候，观众的手臂也挥成了一片，那么，让我们记住这首歌的名字——《鼓浪屿》。
便利商店，一支正在通过模仿Radiohead来学习音乐的有潜力的二流乐队，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获得了大量不利于成长的荣誉。主唱应观众的要求脱掉了上衣，但这没有挽救他们的表演——平淡、单调、毫无细节可言。
星期三的旅行有一个喜欢低调音乐的女主唱，他们的风格因此接近slowcore和后摇滚，但作品还不成熟，单薄。因为缺乏现场经验，乐队完全没有震住场子。他们被嘘，之后再也没有让观众恢复品尝朦胧嗓音的耐心——这是双方的遗憾。
沙子的出现带来了音乐节第一次高潮，两个性感的洋妞在人群后面挥动乐队的T-shirt，她们前面是数百双挥动的手。沙子的音乐味道很醇，但决不是纯——爵士、布鲁斯、funk、民谣摇滚，带着一点邪气和酒气组合在一起，而节奏是快乐的，吉他是轻松的。
当然，对于铁托来说，高潮是从扭曲的机器开始的。我记不住乐队的出场顺序，但肯定记得那蠢蠢欲动的人群是怎样突然爆炸的，上百人被卷入战团，舞台前是沸腾的。而音乐，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说唱金属乐队了，他们几乎放弃了hip-hop律动，让吉他响成了混浊的一片轰鸣，鼓和贝司领导着走向，这使得他们没有沦为荷尔蒙的盲目奴隶。
军械所，一支看来比扭机磨合得更好，但缺少风格的重金属乐队。他们也更年轻，流畅而富有弹性，在死亡金属的边缘表现出力度，在慢歌上暴露出缺陷。
AK47人多，设备也多，和去年一样，设备又出了问题，主唱因此抱怨起来，并遭到张帆校长的批评——后者在远处调音台上用手机、话筒和对讲机指挥着演出的各个细节——他们更工业化，音色也的确凌厉，但似乎从头到尾都是高潮，这是个问题。
相比之下，液氧罐头是1号最成功的重型乐队，他们的大汽油桶在恰当的时候发出了宏大宽厚的声音，整体声响因此得到拓宽，非常舒服。新来的主唱，病蛹乐队的主唱王珂擅长一种先抑后扬的递进法，这是积攒和点燃铁托情绪的秘诀——夜幕降临，灯光照亮了疯狂pogo的人群！
声音的碎片介于英国后摇滚和英式吉他乐队之间，尽管观众反应平淡——大家忙着排队打饭、买烤馒头片呢——我还是很喜欢。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支有野心、敏感的乐队。
电子乐得到的待遇更差一些。我看到的网上文章里，几乎没有人提到FM3和孙大威。当然音响比较不利于他们，调音师恐怕不大习惯，但观众也是真的开始休息了，草地上躺下了更多的身体，学校外摆摊的农民更忙碌了。FM3的微妙被忽略了，他们在ambient的细节上做的努力，其实是值得倾听的；孙大威的效果要好一些，碎拍下面，ambient和起伏的噪音变得宏大，在迷笛上空飘扬，竟然非常迷幻。
混合胶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有人说，他们很卖力，这使我感到惭愧。
一个叫洋娃娃七号的混乱的ska punk乐队倒是印象深刻。我很希望自己当时在排队买烤馒头片。主唱喊了大约30遍朋克万岁，可他每次都喊在节奏的腰眼上，还把“OI！”拖长了按重金属的方式喊出来。
野孩子上场的时候，音响效果变得完全不同——其后的爻释·子曰也一样，惟一的解释是，因为乐队的经验和素质——他们让全场安心、投入。融合了西北民间音乐的新民谣，反复的节奏效果、朴素感人的和声、清澈的旋律……他们唱了北岛的诗，但听起来也像取自民间……气氛终于融化了所有的人。
爻释·子曰则完全摆脱了某一时期的过度丰满，显得老辣而且完美，没有什么多余的音，和互相淹没的效果。“送礼就送，脑，白，金。”市井的智慧、小调和另类、幽默和讽刺、本土气质和新鲜摇滚，我想不出还有谁比他们更能说明摇滚乐的中国特色。他们土得如此高明、如此音乐，足够二手玫瑰和旺财等玩幽默和地方文化的乐队叹为观止。
和去年一样，附近居民报告了110，第一天演出到此结束。警察叔叔顺便问了问校长——海淀分局有一支警察乐队，是不是也一起耍耍？欧也，大家为此兴高采烈，觉得全世界都在摇滚，到处都有我们的人。
第二天可能是最好玩的一天，天气预报说的雨，提前在上午下完了，好乐队一个接一个，闻讯赶来的新的小吃摊和贪玩分子也多了。
头一天没能演出的舌头却不能参加演出了，因为他们要去外地。很多人为此感到遗憾，但重要的不是舌头，而是音乐，重要的也不是音乐，而是舞台下面的人群——这个意思，第三天被痛苦的信仰主唱高虎陈述为“我们不牛逼，你们牛逼”，去年则被舌头自己解释为“重要的不是摇滚乐，而是你们”。
第一个上场的似乎是青岛的黄粱公主，戏剧化的实验音乐，对哲学命题的有趣处理，包括采样、人声、歌曲和吉他贝司的片刻正常演奏。他们的现场没有录音听起来吸引人，这也不只是精致程度、调音效果和观众心境的问题，这的确需要乐队控制现场的能力。
鞍山的说唱金属乐队魑魅魍魉临时改名为透视-X。和去年8月我看过的样子相比，他们进步不是太大，主唱的问题尤其突出——应该说他口齿不清，缺乏节奏感。音乐也比较模式化。
和他们一起来的混血也是说唱金属，显然好得多。我想他们也明白，类型音乐要求更强大的技术支持，而创新，则是感觉的自然流动。
山人可能是昆明最好的乐队，良好的技术、民族元素和摇滚乐的巧妙结合、从容而让人舒服的旋律、开阔的空间。那天下午，人们为此放松下来，摇摆着身体。但他们后来暴露出一些陈旧的和声和一首实在过于糜烂的晚会弹唱曲，歌词中的“毛主席万岁”似乎也加得没有道理。
判决乐队的键盘手周晟可能是音乐节最忙碌的乐手，他同时还是黄粱公主的吉他手和卡西莫多的贝司手——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停电之后，在美好药店主唱小河伙同其邻居、歌手万晓利打着手鼓弹着琴在台下玩到尽兴之后，穿着欧洲中世纪僧袍的判决终于开始演出。他们的阿拉伯女声伴唱穿梭在男声主唱的强力咆哮之中，当然后者有点缺乏节制，以至于为音乐整体上的古典、黑暗气氛带来了过多的火药味。
刚在京文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杭天戴上了牛仔帽、留起了小胡子、带来了一个炫技派的主音吉他手——在即兴段落，我们发现，这个人似乎不愿意放弃任何表现的机会，其结果是两把电吉他吵架一样地同时solo——他变得更节奏了一点，但还是布鲁斯着。他依然诚实，并找到了更根源的感觉，热情地让音乐而不是自己煽动着观众。
爵士乐就没那么热情了，它比较闲适——我是说主流爵士乐——迷笛学校的老师，夏佳三重奏的成员全都是北京爵士界的高手，他们的演奏很见功底，准确、默契、有深度，优美而富于回味，但我想不出什么值得我激动的理由，这是一个口味问题。
橘子五重奏就更适合当作背景音乐了。事实上我也是那样做的，阳光、草地、啤酒、烧烤、爵士乐，标准的闲适生活。为什么不呢，当音乐闲适起来的时候。
一个叫做“麻音乐”的组织在学校门口创造了销售记录，他们出售自己做的CD和T-shirt，三天达RMB 4000多。他们是木推瓜、美好药店和废墟；CD是刚出炉的合辑《被侮辱的姿势》。美好药店出场较早，天光正亮，但我记得清楚，当他们唱起那首献给张慧生——一位自杀的吉他手——的歌时，感觉中突然黄昏降临。的确很感人，古怪的喉音、不可预测的旋律、阴郁或者暴戾的萨克斯，以及分明是民族节奏的手鼓和分明不是摇滚节奏的架子鼓，以及同样不常规的吉他贝司，前卫但是和谐地组织在一起，那些暧昧的歌词就更不用说了。木推瓜有很强的戏剧性，演唱也恶毒地模仿了歌剧美声，大开大阖，高潮时过激的噪音让人发疯，悲剧情结也因此得到突出。他们是不多的几个不按四四拍游戏规则玩，也能让观众折服的乐队之一。废墟是麻音乐中最常规的一支，开阔、颓美、迷离，但并不深入于此，他们的音乐基于英式吉他摇滚传统，曲式结构却自由得多，演唱也时常爆发，尖利地持续，把抒情旋律推向一个扭曲境地。
暗夜公爵一样涉及着噪音、痛苦和悲剧，他们甚至更无所顾忌。他们临时邀请了原微乐队贝司手刘小宁做伴唱——也就是嚎叫——新加入的键盘手是歌特乐队李莲英的魏国。早期工业噪音和近年兴起的后歌特，狂野的噪音、丰富的吉他音色把原本悲壮的气氛变得混沌，古典性被破坏，仍然沉重但更加不安，T. G.式的潜意识攻击，还有诗化的歌词。主唱眉头紧皱，一再要求关灯，他最后举着风衣跳下了舞台。我知道很多人受不了这个。
整个音乐节最大的惊喜也出现在这一天，上海的Junkyard和顶楼马戏团先后出场，遭到起哄，并坚决地压住阵脚，事后则倍受好评。加上3号出场的戈多，上海乐队一役功成，有如中国地下摇滚的不列颠入侵。Junkyard有很重的大坂无浪潮倾向，素质惊人，急起急落的能量爆发、噪音收放自如、声音层次也出奇合理，无论作品的短促或是漫长，都准确而直接地轰击着观众的神经。在观众要求他们下去之际，三支乐队的领队孙孟晋踱上舞台，以不亚于山冢爱和Alan Vega的痉挛嗓音加入——或者说，以他一贯的奋不顾身的激情——补上了类似次中音萨克斯短促吹奏的效果。毫无疑问，他们成功了。晚上的顶楼马戏团走得更远、更艺术、更高明，尽管他们的确不适合音乐节的气氛，但反过来，也为音乐节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高度。
当天的重型乐队明星，夜叉和病蛹，当然照例掀起了pogo巨浪。电子化的夜叉经过一年的整合，显然更加成熟，说唱风格减弱，音乐性更强，应该说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风格并且为气势找到了扎实的背景。王珂在病蛹的表现也比在液氧罐头更好，尽管风格相近，但编曲显然更细更合理，对于台下pogo的身体来说，那煽动也来得更加自然。
而最为郁闷的，又是电子乐。虎子原本要配合赵亮的多媒体视像作品，但场地换了，未遂。他在舞台上埋头忙碌，观众照样散步聊天，偶尔扭头看看侧面调音台外面的多媒体投影。郁闷啊。
第三天，观众少了许多。想必是扛不住了，计划中的班车接送计划取消后，每天晚上都有近千人为打车回家犯愁。那些卡车上拉着手高歌的陌生人，那些睡在礼堂里的人，那些挤在迷笛学生宿舍里的外地乐手，那些走几个小时夜路第二天继续再来的人，显然并不是全部。
当然，摊贩更多了，连卖布老虎的、磨菜刀的都来了。庙会一样的场景中，也多了不少得知消息而终于赶来的新血，包括摇滚老炮、各界顽主，也包括更多全副武装的记者。到了晚上，人数居然猛增到2000左右，星光照耀迷笛，一幅无形的旗帜飘扬起来了。
下午第一支乐队是弑君，集体蒙面，怒吼并铿锵。当然他们并不成熟，但音乐似乎还聪明，至少有一个清晰的重型音乐结构。
CMCB来得很猛。作为两岸三地眼下最好的说唱乐队，他们还保留着摇滚乐的热情和轰响，但那又完全服从于律动，一种痞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煽动着、愉悦着未来的主人翁。他们改编了任天堂游戏音乐，堪称经典，也翻唱了Nirvana，勉强过关。
他们的同胞乐队Tookoo，不但有乐手和CMCB重合，风格也只是更不摇滚一些。他们平均年龄20，敬业而且更接近hip-hop气质。但比较起来，音乐就显得缺乏想象力了。
三个大头针是惟一上了台却没能演出的乐队。据说是鼓手的监听出了问题，在时间飞逝的压力下，校长急噪地要求他们凑合或下去，他们下去了。到底还是没有向大家展示，他们到底是一支酷似Primus的另类，还是更加前卫的异类。
在下午的阳光下我开始紧张、昏昏欲睡，因为我在等待兰州噪音协会。
在等待中连续上去两支爵士乐队，迷笛学生组成的fusion爵士“什么”，和来讲学的Ray Blue。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Albert Ayler也没有日野皓正，那我还宁肯听夏佳三重奏而不是什么的练习，或者Ray Blue的教学。虽然后者的确好听，尤其是钢琴的行云流水和零敲碎打。
我的上场是兰州噪音协会临时邀请的，我制造一些起过渡或填音作用的人声，同时也是对一本书的朗诵——《当代无政府主义》。这样的传统即兴噪音向来缺少乐迷，但是我们没有遭到驱逐，这仅仅是因为观众认识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优秀的乐队，尤其是正在读高二的鼓手柿子，他知道什么叫感觉。后来听说有人当场泪如泉涌，这是因为这种音乐的特性——喜欢与否，需要与否，全都泾渭分明。
后面是石家庄的旺财，“音乐讲究说学逗唱”，方言搞笑版的拼贴音乐，搞笑成功，但实验的野心落空了，一些好的动机也没有得到发挥。
老张叫Jon Zatkin，老张的乡村是他的临时乐队，玩票性质，但玩得很有味道，好象家常聚会。作品都是老张的老朋友在30多年前写的，老张每唱一首，都要解释半天。
比较接近老张的，本来应该是布衣，但他们已经越来越摇滚了。我不能肯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不曾看好布衣——是过分中轨中矩，还是不够有激情？或者旋律毫无新意？不管怎么说，他们比两年前是判然有别了。再多点灵气，应该不比瘦人什么的差。
漏看了西安的梵瑞与3。
但是终于看到了太原的凡言与冥乐队。凡言已经做了8张个人专辑，我听过其中5张，以为浓缩成一张会非常精彩。夜幕降临之后他和冥乐队展开了黑暗浪潮和黑暗金属的仪式，看来现场经验不足，编曲也有点空，但无论如何他们可以更好，如果关心细节的话。
卡西莫多比他们少一点古典情怀，多一点电子工业的沉和重，分属两种黑暗、两派大气。他们的作品不大稳定，有时候会被草率的低音、盲目的节奏破坏那种难得的感染力。
不能不说丰江舟，他又一次出乎我意料。他玩起了techno。原来复杂的ambient和碎拍大厦被明朗的节奏接管，转折之处却也依然峰回路转、暗藏乾坤，带着噪音的鸣叫和ambient的背景。姜还是老的辣，他是三天里惟一吸引住观众的电子乐手。
戈多，上海的资深噪音乐队，现在是后摇滚乐队。从愤青转向雅皮，是更高明了还是更保守了？他们变得非常有耐心，漫长、灵活而忧郁，在取消了吉他的表现力之后，维护了整体氛围和其他所有乐器的平等。
那么脑浊呢？还需要再说吗？有他们就有朋克和DIY文化，有他们就有跳跃、舞蹈和活力，有他们就有年轻人的自信——我是说，脱离了主流生活方式的大城市青年。在一个批判、独立和纯正朋克乐激情的基础上，他们带来了欢乐。
3号的两个赏心悦目的高潮，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幸福大街的主唱吴虹飞、与异星乐队合作的张浅潜。吴虹飞是幸福大街乐队的灵魂人物，她的乐手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单薄和生涩，音色和技巧都更加丰富、时尚，但我想他们并不理解主唱独一无二的乖张和自恋，他们丢掉了两年前的爆发力，也削弱了人声的撕裂感和精神打击能量，这是他们没有更感人的原因。异星则是张浅潜合作过的最好的乐队，他们衬托着她微笑、煽情、翻唱《花房姑娘》、撩起短裙和观众的心跳。有人为幸福大街哭，更多的人为张浅潜欢笑。
压轴的是痛苦的信仰，这好象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但是最热门的摇滚乐流派——说唱金属中最出色的一支，也同时是中国底层城市青年正义感的唤起者。音乐节的尾声到了，人们在呼喊、观望或莫名激动，上百人齐唱着，跳动着，pogo又开始了，不断有人往两米高的舞台上爬，然后被工作人员抬走。如果说，说唱金属的歌词多数都像口号，那么痛苦的信仰是最能用音乐和姿态充实这些口号的一支，我不得不为没有看过现场的观众感到遗憾，因为有些东西，的确仅仅属于现场，比如说人格的力量。
三天的演出顺利结束了，喝醉了的瘦人主唱戴秦冲上台向大家致敬，草地边上，一群金属死党围着蜡烛和“METAL NO DEATH”的字样一遍遍呼喊“金属不死”——我相信他们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嗓子完全哑掉，热情完全燃尽。
歌中唱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个在pogo之后和我拥抱的陌生人，那个在喝醉之后裸奔的长发小伙，那个问崔健“可是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的rap少年，那个从密云来、住在礼堂里的义务工作者，他们都消失了。
这是一次完全非商业的活动，和一次半正规的操作。迷笛学校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提供了5块钱的份饭和两块钱的啤酒，北大在线新青年文化传播部组织了数十名大学生义务工作者、负担了网络宣传，所有乐队义务演出甚至自费从远方赶来。没有需要反对的越战，也没有需要插进鲜花的国民警卫队的枪管，没有黑豹党和白豹党的辩论，没有一个可以激起集体抗议和觉醒以及进一步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社会政治背景，伍德斯托克作为遥远的神话，尽管无关，但却印证着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寻找归属的渴望。
并且，也同样和必将统治世界的资本规则毗邻着。如果主办人没有得到一笔遗产，伍德斯托克可能就无法激发出传奇的光环，如果没有迷笛学校对非商业性的坚持和良好的地理环境——在整个大环境中，这是偶然的——我们也很难避免像喜力节拍那样的上班族周末聚会场面。而一套以另类或青少年为市场目标的商业游戏，或迟或早，也要从伍德斯托克30周年演出现场挥师至迷笛学校门口。梦想的脆弱，和它的美联系在一起，对梦想的信心最终成为理想和理想主义，尽管这不能改变100年来逐渐成为地球运行法则的资本主义，但正因为有一个可供超越的对立面，美才更美。
音乐节的操办，在以下方面显得匆忙和掣肘：A，调音师缺乏专业团队配合，调音师本人面对如此多的乐队、如此庞杂的风格，缺乏必要的音乐素养和准备工作（仔细分析全部小样）；B，乐队接待方面，没有提供必要的交通便利和统一的食宿管理；C，服务能力不足，原定的班车接送没能实现，原定的纪念品、音像制品统一销售也未能实现，等等；D，乐队演出安排缺乏预见性，临时变动过多；E，宣传周期短、资料不足，也没有举办专门针对媒体的新闻发布和解释活动；F，环保宣传不力，任凭观众随地乱扔垃圾，应该说是我们集体破坏了本该由我们来保护的环境；G，筹备工作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条理，导致以上问题的出现，也导致赞助落空，资金紧张……
如果说明年的音乐节必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其他时间和地点的其他音乐节必然能够引进正规的操作和充足的资金，那么，我们是宁肯要一个事必躬亲的张帆校长，还是一个严密得不近人情的“另类商业”体制？我们是要一种个人的、即兴的、用感情和相同志趣实施的操作，还是要一种科学的、制度化的、用法规合同和利润驱动的操作？
或者就像摇滚乐本身，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个性和商业之间关系的模式，让每一个案例都是新的，让不确定的人性在无政府主义的平等主义、团结友爱和立即行动的理想原则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和这个世界的冰冷有效的规则做一接轨？
51支乐队，他们基本代表了中国当代摇滚乐及其亲属的真实水平。他们的现场经验普遍不足，有的乐手还没有听说过舞台站位和监听音箱之间的关系，很多乐队不知道怎样和调音师沟通，现场表演也暴露出控制气氛、配合方面的问题。他们多数强调与众不同的形式和思想，并在长期被资讯和市场所孤立的情况下纵容了才华，创造出一些杰出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也至少踩在前辈音乐家的肩膀上，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他们的风格跨度之大，超过了国外音乐节的包容能力——这也说明中国新音乐场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倘若音乐真的成了青少年大众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先锋性和多样性就必然要在音乐节上丧失——愤怒有其社会根源，闲适有其小资理由，电子有其时尚和前卫双重阴谋，实验则吻合了乐评人、资深乐迷的口味，以及一种道德上的优势。惟有欢乐，无处不在，把不同类型音乐的听众纠合在一起，分享这些不属于现存社会的秘密。
音乐制造了欢乐，但不是通过聆听。而是文化。是被称之为现场，并进一步称之为节日（festival，一个既是音乐节，又是节日的词，一个既属于美国青年，又属于全世界青年的词）的一切所创造的。如果说摇滚乐曾经需要少数掌握表达能力和媒体关系的人代言，需要他们向社会转述——自80年代以来，转述通常是歪曲，例如被先后强加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例如被赋予拯救心灵的使命，例如追星渴望和知识分子贫血病导致的摇滚乐被纯洁化、神话的局面——那么，我们在音乐节上看到的，就是一群不需要被转述，而是自己开始表达的人；他们本身就是BBS常客，认识摇滚乐手或者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打口唱片，拥有关于音乐及其文化的知识，也能够顺利地和社会沟通。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发明了自身的符号和语法，从发型、服饰，到地下厂牌的logo，从俚语和术语，到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这一切最终自我繁殖，不再需要培育。
当我们说永远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与现存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当我们在迷笛音乐节的垃圾、醉汉、冲突、失望或狂喜间穿行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加入到了一个集体当中；当我们把摇滚乐，这种以反叛和创新为道德低线的娱乐方式融入生活，并且把娱乐、思考、爱、自由自在视为人生大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年轻了。
让我再回忆一遍，杰克·克鲁亚克在告别孤凉峰的时刻这样说：“愿主赐福所有身在酒吧、滑稽剧和含沙的爱之中的人，赐福给那倒悬在虚空中的一切。不过，贾非，我们知道，我们俩是永永远远不变的——永远的年轻，永远的热泪盈眶。”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02迷笛音乐节纪事》
第三届迷笛音乐节结束以后，我在纸媒体和网络BBS上看到了无数报道和记实。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好象出自袖手旁观的冷血记者，后者好象热泪盈眶的新郎新娘。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对这个“中国的伍德斯托克”进行描述的时候，话语被分裂为两个方向，一个来自既定的参照、解释、评判体系，它被要求客观冷静，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由抽象的媒体和具体的记者共同暴露出的立场——如果说无立场本身就是主流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态度的话；另一个，那些信手涂抹、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文章，那些偶尔经加工然后流入媒体的BBS报道，则构成了前述话语的解构力量——它激动、任性、不专业、没有距离，并且立场鲜明，并且，依据相反的话语和语言模式，把社会的眼睛改换为个人的眼睛，然后通过充满错别字、俚语、黑话和可爱的废话的语言，通过一些即兴和杂合的语法，描述了同一件事情。
进一步的事实是，后者一类描述，的确是来自当事人的描述。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有一群人，作为主体，开始自己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进行描述。开始建立自己的语法关系，自己的结构，无论在自己内部的关系上还是在以群体面对社会的关系上，都逐渐明确着一套新的规则——这是一种不需要依靠夺取权力而建立的权力，是不需要夺取而自行发生的话语权力，是在对抗、冲突、反叛这些表面的景象之下的自足，是社会之下的亚社会，是尽管主流媒体向主流社会宣布了一个假象，而这群体依然可以在另一个完整的传播体系中满足于不言自明的真相——比如说，以《通俗歌曲》摇滚版、《我爱摇滚乐》和网络为媒体，以发达的人际关系为更直接的传播途径，以服饰和眼神的默契为沟通快捷方式……
这是一件大事，尽管它不是从迷笛音乐节开始发生，但它是从迷笛音乐节开始突然显露的。为了表明立场，我把这群人称为“我们”。参照本文题目，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谁是我们？我们在诞生之前是什么？我们能够和将要做什么？
我为大陆最早的摇滚乐杂志《通俗歌曲》写了1万字的音乐节流水帐，那题目叫做《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它取自杰克·克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我想说的是，美国垮掉一代作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深，甚至超过了后来的60年代嬉皮文化、更后来的朋克音乐运动和普遍存在于当代音乐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是一种更本能的呼应。我们前脚刚从80年代土产的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废墟中撤退回来，后脚就跟上了新世纪全球青年文化的地下传输，集体从来没有失效，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样子——而垮掉一代的文化情结，不仅是反文化冲动以及他们的宗教情怀，而是那种东方化、理想化的人类进步梦想，正适合我们不甘心沦为挣扎者的精神状况。
挣扎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没有那么惨，所以暴力革命的口号被一再搁置，大城市朋克的愤怒也不足以燃起更多持同样生活方式的青年的激进。理想仍然被呼唤，爱正短缺，一个道德崩溃而腐朽道德内紧外松的环境中，另一种伦理被期待——像克鲁泡特金那一代无政府主义者所说，人类进步的动力，应该是互相帮助而不是弱肉强食；而个人进步的途径，则必须是体力劳动和独立思想的结合——如果需要为垮掉一代找到当代中国的回音，那么一种被称为文化浪漫主义的精神正在不顾一切地，从一个唯物、仇恨、冷漠和即将被资本接管的世界里萌芽。我们听摇滚乐，我们购买打口唱片，我们几年前疯了一样寻找盗版VCD，现在光明正大地赞美盗版DVD，即使人民全体接近着中产未来，我们还是不能摆脱一个贫穷国家青年的美德——我们如此敏感。
是这样的，中国曾经是一个没有青年文化的国家，现在有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而不是摇滚乐。
置身于集体的渴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一种在全社会普遍消失、在知识界被不恰当地抽空和神化的理想主义，从来没有如此正面地得到鼓励。自由从来没有如此具体、如此娱乐、如此不可预测。
在对51支乐队进行了评论之后，我的身份从参与策划者、热心观众、乐评人一直过渡到一个文化造梦人。必须承认，在写那篇以克鲁亚克为题的文章时，我连续40小时没有睡觉，神经过热，身陷“我们”的幻觉而不能自拔。如果我说错了，那就让我一个人继续错下去好了。“Smoeday you will join us”，因为这样的梦，从来都不是个人的梦，而这样的错，便是以幼稚为基础，以深思熟虑的幼稚为目的的。
——《迷笛音乐节和我们的诞生（一个注释）》
2003年写的：
这是第四届迷笛音乐节，41支乐队、一万观众，三天狂欢。有人说每天都有一万人，这不大可能，除非喝多了，看人都是重影。还有网站说是“香山音乐节”，好象要跟雪山音乐节叫板，我们知道，这很没劲。这是我们的节日，顺便带他们玩，可别太晕了。4年来，10年来，是谁在地下折腾、死磕，才有了今天的热闹，张帆最清楚，舞台上感慨万千的老乐队也最清楚。10月1号到3号，人们笑得那样开心，明明发生着斗殴、偷窃和性骚扰，还有民族主义分子混进来捣乱，可我们还是觉得像回了家。这是资本主义新浪潮和全民弱智运动中的一个漂流岛，人们降落或高飞，打通了新世界的管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痛苦的信仰向台下发问的时候，有一多半人举手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参加。新来的在舞台前pogo，鼻青脸肿，泪水蒸腾，为有生之年终于来到了乌托邦而欢呼，而元老们，都笑嘻嘻地，躺在后面的草坪上看星星呢。我想说，别听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高论，说什么团结起来上央视，去跟主流市场争夺票房；真心爱这文化的人，就行动起来，创造我们的世界。迷笛音乐节正在发芽，请加入，创造我们的商业和市场、我们的地道和暗号、我们的人马和宴席。
头3年我都在撞，今年歇了。且不说从东四环骑过去，差点毁了腿，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幸福感，也足够人陶醉，只想跳舞不想pogo了。我踢了毽子，喝了各种酒，和不认识的中国人还有老外坐在一起哈哈大笑，在舞台下面我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星星。沙子唱过这样的歌，星星，就掉了下来。
有一个叫许强的铁托，含着眼泪写了篇报道，说我就是相信迷笛是乌托邦，我就是不怕丢了东西。牛逼。我看了他的文字，分享了他的快乐，决定不写那么长的报道了。我没有在礼堂里和他们挤在一起睡，没有大汗淋漓，却用每一分钟呼吸了甜蜜的空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玩法，这一年，我秘密的爱没法拿出来分享，就说点大家都看见了的吧：
木马、冷血动物、脑浊，这里面至少有3个做了父亲的，却远比小子们更有劲、催情、高温，他们在搏斗中成长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忠实的铁托。有人为木马哭了起来，因为他们唱着青春的毁灭和复苏的爱，从“Fei Fei Run”唱到“春天，老师们死了”，那一团空气，分明在缓慢燃烧；有人听见脑浊说“大学是狗屎”，立刻就发出了平生最痛快的呐喊，虽然他们今年表现并无惊喜，但毕竟是国内最有代表性的朋克乐队，音乐正在向硬核靠拢，年纪大了，力量也大了；有人看着冷血动物的谢天笑扑倒在音箱前，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吉他，标签上贴着grunge加硬摇滚，这是空话，冷血动物的旋律继承了囚歌以来的民间传统，那才是感情的原爆点……还有别的老乐队——有人跟着废墟摇摇晃晃，神志清楚却分明要醉，周云山已经飞了，他飞得更高了，音乐中凄凉的部分也变得温暖起来；有人背得下沙子的歌词，他们浪漫得像上帝派来的情种在草地上微笑，新的沙子已经有一年了，他们已经酿造成熟，刘冬虹的感伤、幽默和真诚，正在被乐队包围起来，没有罗嗦的技术，没有爵士的情调，只有Morphine式的痛和沙子式的布鲁斯热。
我们也见到了不少玩技术的，例如音乐节第二天，演出开始前“吉他中国”搞的吉他演奏会。爻释·子曰的文霖礼貌地上来，演奏，下去，人们只是听着。八只手乐队上来，介绍说是一个姓唐的是他们领导，名字叫朝陈磊，人们也只是听着，也有的叫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打动人心，光靠吉他，显然拼不过有完整感情的乐队，但若是为了热闹，那就该编一些扣人心弦的曲子。总而言之，要不是三只死亡金属和一支前卫金属的存在，我还真就对技术失望了呢。
那一天，在树下，小女孩在翻跟头，有人躺着睡觉，几个老外忙着支帐篷，恍惚间大队人马到来，拥抱的拥抱，拍照的拍照。有人喊着说：“刚才看见了没有？铁杆金属迷们冲上舞台，狂甩电风扇头！”这个词用得好啊。今年的迷笛音乐节，正值地下金属从漫长艰难的逆境中挣扎出来，乐队水准和歌迷数量都颇可观。施教日主唱农永的“金属不死”一喊出来，这些死磕多年的金属党立马热泪盈眶，个中甘苦，完全不是旁人能体会。因此施教日和窒息的现场，都凝聚了蔚为壮观的感情，电风扇头自始至终没有停下来，与之相配的，当然也是乐队密集而流畅的表演。尤其是施教日，他们的神经质和倔强，把音乐带到了超出技术的境界。
其他风格的金属，却大都是另一个阵营的新金属，夜叉、液氧罐头、病蛹、AK47、军械所、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扭曲的机器进步了，不再一噪遮百丑。夜叉进步了，起起落落，层层叠叠，颇有大将风度——我是说音乐，而胡松说起话来，多少有点像领导而不是战士。另外几支也挺棒，大浪淘沙，新金属风潮已经基本淘汰了走错门的人，剩下的筋骨强健，素质整齐，都可以独当一面了。他们中间，还分出一支新的玩旋律的乐队，叫潜水艇。成员都是玩重型乐队的，音乐富有色彩，但是旋律太俗，是致命的硬伤。改名为零壹的恣慰，主唱李难已经练出一身发达肌肉，并把同样的强力意志灌输到音乐中，他们不间歇的痉挛爆发，有一种华丽的和谐。在这个仍然迫切需要着宣泄渠道的国度，重型音乐正在挑战年轻人的身体和精神，除了pogo，他们还在以破坏性的姿态建设一个道德/价值体系，痛苦的信仰的新歌，就用一种拖长了的、先知式的嗓音证实了这一点。也有人不爽，说怎么老是新歌，可你不觉得痛苦的信仰正在超越新金属吗？pogo固然快活，可是音乐提高了浓度和变化之后，力量不就渗得更深了么？呐喊变成悲天悯人的回响，不是也更沉重？
还有战斧呢。如果说窒息是眼下最有号召力的地下金属乐队，那么战斧的声望就已经超越了地下金属，而是通过对新金属的吸纳、对疯癫吉他的发扬、对传统死亡金属的沉淀，而拥抱了更广泛的歌迷。那首经典的慢歌《下沉》，仅仅是一小节旋律就够心碎、沉默，并上升到抽象的美学境界。3天里我无数次在舞台附近乱走，无数次看见数十人在舞台上甩电风扇头、摇头丸头、舂米头、鸡冠头，战斧出来的时候，做为老乐队中死磕的榜样，和地下的姿态，他们引起的骚动，多少让我感到了些敬意。
Joy Side，记住这个名字。在木推瓜解散、舌头没有上场的情况下，迷笛音乐节最美妙的高潮属于Joy Side，新一代北京朋克的骄傲。
那也是音乐节第一个高潮。当他们奏出头两个和弦，人群就开始一次次爆炸开来。主唱边远东倒西歪地抽疯并嚎叫，和我们知道的所有真正的朋克乐主唱一样真诚而酷——我所说的朋克，并不是自娱自乐并让小资和大众嘉许的punk pop，或者北京式ska punk。他们成功地保持了朋克乐的精华、老派朋克的激情、经典的和弦和音色、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坦率而直接的台风……没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了。
其他的新乐队，或许还可以算上换了主唱的Tookoo。该主唱从日本回来，不但歌词拿日语和英语唱，而且把乐队风格变成了典型的日式摇滚，带点硬核，但也不放过旋律和hip-hop元素。乐队配合相当整齐，一气呵成，还颇有明星气质，
对，别忘了声音玩具，成都来的前进摇滚乐队。人们都说他们大气、从容、几近成名，当然。他们是音乐节上最高贵、灿烂的一支。不过他们的缺陷也在这里，音乐有时候会像兑了水，因为单薄，织体和阅历的双重单薄。作为未来大腕的种子选手，他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超越这一天。
反光镜、洋娃娃7号，武汉的乱日和死逗乐，都是朋克。可也千差万别。反光镜是眼下最火的新乐队之一——但其实挺老的了——无聊军队向脑浊拐过去，就是朋克文化、朋克生活，就是一日朋克，终生操蛋；向反光镜拐过去，一样的DIY，两种激情，却又是光明健康的另一番天地。我不喜欢反光镜，但是我会推荐他们的音乐，它紧凑、流利、锃亮！洋娃娃是去年迷笛最差的一支，今年也进步了，不过管乐增加到8支，也不过是舍本逐末，音乐依然一盘散沙，主唱毫无魅力，也许到明年，他们能让ska真正地和快乐划上等号。被生命之饼带出来的武汉朋克顽强而团结，并且积极创造着独立文化，网站和杂志方面都有建树，不间断的演出也让人印象深刻。乱日和死逗乐的演出都不是太通透，音响和乐队状态都有点不到位，不过我们已经别无所求，尤其是后者的主唱，一个大嘴巴的素食主义者，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骨子里的朋克，他们从武汉带来的状态不是煽动力，而是生命力。
除了日本的Brahman和挪威的Blister，还有若干乐队体现了国际主义的美好前景。瘦人（日本鼓手）、海市蜃楼（韩国主唱）、Joy Side（日本吉他）、耳光（英国贝司、加拿大鼓手）、髓（法国贝司）、什么（瑞典鼓手）……台下的各国浪人也成为音乐节最活跃和友善的风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教中国朋友更多更好的玩法。
Brahman遭受的民族主义分子的侮辱，迅速被他们激情喷涌的演出所洗刷，有些刚才还盲从着叫骂的观众，转眼间又为他们鼓掌欢呼起来；他们的音乐硬朗、干脆、热情，是一种全世界年轻人共同酿造的独立文化的产物，老实说，只有被仇恨和自卑压缩过的人才会听不出来。我承认，经过多年的鼓吹，我必须反省地下音乐场景的真实情况——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乌托邦，里面生活着善良、聪明、相互理解的人吗？不，我们还不知道音乐是用来消除隔阂的，我们还没有从成人世界的阴影中脱离出来，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此虚弱，还不足以凝聚起一个自足的空间。那一天是所有愤青的耻辱日……而Blister放松的状态，可以上溯到Sarah厂牌关门后大批清新乐队转投挪威厂牌，从而造就的挪威新流行乐风格，梦幻和风景的感觉也让人们为之精神一振，但是更多的人渴望着火药而不是水雾，那半个小时，空气好象变冷了点，站着看的人影，变得孤单了起来。
耳光和什么都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批判精神的乐队，但他们共同的缺陷在于，音乐有句无章，无力驾御那样庞大的结构。很多人喜欢上了他们，但我想，原来玩fusion没有成功的什么，现在转成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风格，仍然是不那么靠谱。耳光也说是要给时代一记耳光，我同意，但平心而论，虽然爻释·子曰有向电视主题曲发展的嫌疑，但至少在音乐性上做出了榜样。有野心的，别忘了给自己脚下培培土。同时转向的，还有云南的山人，他们似乎也转得快了一点，旋律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急着开始风格拼贴，结果是意思已经到位了，但听觉却不答应，许多精彩的瞬间，就被匆忙过渡掉了。真正掌握了艺术、充满戏剧感的，应该是美好药店。他们做了道具，请人在舞台上表演，虽然没有以前的行为艺术那么火爆，但也足够赏心悦目。他们也更进一步靠近了艺术摇滚——但不是前进摇滚那一支，而是RIO派，是Art Zoyd和Henry Cow他们即兴和戏剧的、充满野心的传统。他们突出了萨克斯，让人声进一步器乐化，空间感增强，这一切都在远离摇滚乐，但却又提高着摇滚乐。
多国部队里，髓的噪音摇滚还算满有希望，但不够醒目。比起去年的上海乐队，他们是低了一个层次，爆发是有了，噪音吉他是有了，烘托和婉转也有了，但就是缺一点性格和风骨。海市蜃楼的前卫金属（或者译做前进金属更合适些）则至少在音乐形式上接近了完美，眼看要火。尽管我不认为这种音乐有什么内容，但就熟练的技术、完美的层次而言，已经超过国内水准，尤其是更善于制造情境，或者说意境，就凭这一点他们也应该勇猛前进。瘦人嘛，应该说现在的阵容，比原来更直接、更摇滚，总算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地下人都不大喜欢他们，多半是因为戴秦的明星情结和尴尬旋律，至于歌词就不用说了；不过今年迷笛，轮回没有来，李延亮没有来，惟一的偶像派瘦人也舒服了许多，大家都松了口气。
秋天的虫子非常令人失望。乐手，尤其是鼓手变得松散无力，樱子的演唱勉为其难，编曲毫无才气。难道我们要失去他们了吗？梵瑞与水四平八稳，和去年的铁风筝异曲同工，也正巧原铁风筝的虞洋弹吉他，莫非是感染了同样的气场？女儿红，水中，两支嫩嫩的流行乐队，嫩得一筷子都夹不起来，我们该鼓励他们继续，还是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星期三旅行，毛豆退出之后舌头的李旦客串鼓手，风格是简化的slowcore、sadcore，加了点trip-hop的破碎梦幻，但是总没有听唱片那种气氛，这是错误的时间，还是乐队没有控制住局面？二手玫瑰，下一支明星级乐队，让一些人哭起来、让另一些人民族自豪感发作的乐队、技术精湛而创意精彩的乐队、民俗通俗艳俗的乐队、自带调音师并且坚持搞特殊化调音25分钟的乐队，继华丽的吉他solo被收敛之后，他们的锋芒怎么也越来越显得油滑了呢？
还有更多的问题我想问，但是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
还会有人说摇滚乐是在家里听的吗？还会有一个绝望的青年，在音箱上把头撞破吗？那些被称做日本人的人，和我们一样爱着反抗着的青年，还会被划分到另一个世界吗？重庆晨报的爱吹牛的杜敏，你会还给痛苦的信仰1000块演出费吗？阿勒泰的葫芦王，你什么时候来和我们一起玩？木推瓜解散了，诱导社停工了，他们在生活的角落里散发着怎样的光？远方的看完电视就睡觉的父亲和母亲，你们幸福吗？……
向小动物致敬，向把垃圾装进塑料袋的人致敬，向憔悴的调音师郭劲刚及其同伙致敬，向每一个低头做事的老青年致敬，向天真的小青年致敬，向天上的星星致敬，它们闪烁着，完全不在乎我们的狂热，和狂热之后的寂静，它们像用水洗过一样，落在我头上，肩上，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星星掉在我头上——2003迷笛音乐节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