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庆生
说是非典又回来了，好象是庆祝自己生日。亲爱的人啊，笑着说非典了啊你们都少给我聚众一点宝贝们。嘻嘻，聚众还是要聚的是吧，但我们会洗手通风量体温对吧。
流行疾病是社会/自然的表达，对某种不可忍受的状况的爆发性的表达，比如，卫生习惯、平等或情感的缺失。非典给我们看到了多么丑恶愚昧和疯狂的群众性的嘴脸，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垃圾堆？
去年写了两篇文章，一个是给兰州的一个网站，一个是给《经济观察报》。现在拿出来重温。
反对井，并繁殖
——给谷地繁殖网站
打开谷地繁殖的页面，先看到3个够大的标语，分别和最近的3个热点有关：SARS、反战、抵制日货。那么我先说一下对这3件事情的看法：
SARS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恐慌。我们都知道它是怎样变得如此严重的。事实上我们一直都知道，并习以为常。这一点不用再说，因为这习惯也必将要被打破。但现在SARS带来的，却是外地人对北京人的歧视、北京人对在京外地人的歧视、健康人对病人及家属的歧视，人们丧失了信任，甚至开始对汽车轮胎消毒，并相信关于“今天晚上要空中撒药”的荒谬传言。人们害怕丧失的，是他们本来并不拥有的，人们正在丧失的，是他们本来就已经缺少的。在这样的时候，没有人好好想想自己为什么要拼命保卫生命，这生命究竟为什么值得活着。妈的，如果需要，他们会祈祷那些染上非典的人马上死掉以免传染给自己……
关于战争，我刚刚看了一个傻逼学者写的文章，和余杰的意思差不多。那就是“秩序高于正义”，并且，解决掉一个独裁政权是值得多死几个人的——有很多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都欢呼着迎接美国军队。我的看法是，当然，死掉的人肯定不会上街去欢呼。乔姆斯基写过一本书，叫做《流氓国家》，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是流氓国家，被考虑的只有利益，而没有道德，这样就构成了世界的平衡。要做一件好事，需要花很多精力，比如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脚下；比如谈判而不是消灭；要着急，就造炸弹，并且把人类分成两种，一种是已经和将要得到利益的，另一种是不会得到利益的，让后者的人数少、声音小，给他们丢几颗炸弹，要不就关到监狱里去，事情就解决了。我们都知道，人性比较复杂，如果侥幸没有被炸弹炸死，那么就有机会去庆祝独裁的结束，这就是秩序高于正义学说的真正支撑点。
我对当代日本文化非常着迷，也从不支持抵制日货，但这不代表我同意别人把枪炮对准自己，或者在海关给我脸色看。抵制日货据说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那么这需要经济学的支持，在没有研究过之前我不会有结论；如果加入WTO以来，因为中国竞争而失业的泰国人抵制中国货，那我同样一句话也说不上，我可不想说中国是在经济侵略，因为我们也挺穷的。但如果是从感情的角度，那么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也喜欢把美国的ADIDAS缩写为AIDS，并对伤害过我的前女友怀恨在心——我们都知道日本现在有很多傻逼。奥地利也有，美国也有，德国、法国、韩国，各种各样，并不比中国的傻逼少。每一个把黑人称做黑鬼的中国人，现在应该不感到孤独了。我有很多日本朋友，他们和我一样对日本政府有意见，如果一个中国人因为我收集大友良英的唱片而说我不爱国，那么我的回答是，我和这些日本人可能要更亲近些，我们打算自己成立一个新国家，你想来旅游，一定会被拒签。
群架比较好打。狭隘容易得到共鸣。但之所以要在一个音乐、诗歌、艺术的网站谈论以上的话题，就是因为艺术和青年文化的目标在于消除狭隘，尤其是群体的狭隘。“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同意这句话的前提是，自己不会被当作代价付掉。长时间以来，我生活在音乐和艺术的包围中，可能有点脱离群众，所以认为少数人的意见应当被尊重，他们应该活下去，并且有尊严，不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北京人、在兰州打工的河州人、在河州生活的同性恋而得到冰冷的目光。并且进一步，可以不用压抑自己奇怪的想法或爱好。对，这是艺术，因为自从开始接触艺术，我读的是现代派的诗，看的是抽象派的画、听的是崔健、到处找的是独立电影。这一切的共同特征就是不打群架，并质疑各种一元的、专制的、金字塔型的、封闭的美学和价值观。自由爵士或噪音吉他的演奏技巧，对体制化的社会、消费主义的生活以及井井有条的思维方式的破坏，又何尝不巨大？
大话比较好说，比如爱国。但小事比较难做，比如不对上司点头哈腰。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做小事，亲自演奏、亲自书写、亲自编程序，雷诺阿的时代，画家还要亲自制作颜料。这样的人会知道，亲自来感受生活是多么真实，以广告、道德或者群体利益的名义出现的暴力，都不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感受和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在今天的时代去写一首万人大合唱的原因。兰州人喜欢说大话，我也身受其害，比如说，一回到兰州，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谈论起那些有名的朋友，以博得别人的注视。以前的朋友，曾经发明了一个词，叫做“肉solo”，这个意思就是用嘴巴比划出来的吉他solo，可想而知，我的家乡多么盛产大话。现在是网络的时代，BBS制造了更多的cyber-solo，一个有关艺术的网站，要想从中挣扎出来，是多么艰难和必要……
对，按照我对网络的理解，这是艺术和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的一个机会。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前，1984年威廉·吉布森就写了《神经浪游者》，1992年才有了改编的电影《Nirvana》，那部cyber科幻电影经典。那里面的事情，和谷地繁殖还有天壤之别。但这种超越一时一地的生活、超越有限的生活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这些善于给世界添乱的人，总在幻想“绝望地紧抱乌托邦理想”，读了福科和德勒兹以后就开始幻想“异托邦”（Heterotopia），希望不再因为想离开井而感到孤独。机会总是在被浪费，反过来说，我们随时都可以伸手，去抓住一个机会，就地反抗，就地繁殖，并且生成网络。互联网也罢，许多个个人的行动也罢，观念和作品的增殖也罢，可以自由变换转移的生活方式也罢，都是网络。这就是井的灾难、金字塔的末日、复制者的死期。
所以我不会再和生活在井里的人有什么认同感。谷地的繁殖，在我看来，就是蔓延……
霍乱时期的爱情
很好，人们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才5个月，从佛山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冠状病毒，已经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不像战争或暴动，而是像一场持续不退的薄雾，悄悄地渗透了我们脆弱的神经，每一天，人们不安地，要不就是兴奋地生活在其中。有人在死去，但更多的还在生活，他们做爱、做饭、修理自行车、写工作报告，顺便谈论小道消息，慢慢地，一切都受到了感染，和病毒有关的一切都变成了习惯。那些从不哭泣的人仍然没有学会哭泣，但甚至他们，也感觉到了一种必需做点什么的不安。那些原本希望减少恐慌和经济损失的人，用落后于时代的愚蠢而暴力的方法去和病毒对抗，最后成了罪人。那些精力过剩的人，为自己掌握和扩散了新的小道消息而骄傲，为好看的口罩而激动，为自己突然爆发的恐惧而津津乐道。那些一说话就哼哼的人，找到了话题，就像老舍笔下的相册一样，在没话可说的时候我们不说今天的天气哈哈哈，我们说非典。
广东人买水，北京人买中药，香港人设计口罩，武汉人也赶时髦熏白醋，4月21日，心怀侥幸、摩拳擦掌等待病毒入侵的兰州人也终于进入了实战。而我认识的一位美女，已经因为中药而伤了胃和肾，眼泪哗哗地流。可怜的人，我们都知道，手机短信和报纸上公布的那些药方，最多只能预防感冒。
这时候我在看马尔克斯58岁时写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
“公众生活的问题是要学会控制恐惧情绪，夫妻生活的问题是要学会控制厌恶情绪。”他通过女主人公的口，这样说。这样我又可以引用另一位老头的话了，他叫塞斯，有名的心灵导师，他在《论流行病和战争》里写到：“绝望比蚊虫或任一种疾病的外在病毒动作更快。”我们其实很明白，这些天以来，被日常生活麻木的身体得到了驱动，这是一种收获。但很快，一种盲目的生活转换成另一种盲目的生活，从前我们盲目地以为自己是安全的，现在我们盲目地以为自己是不安全的。每一个人都在动，要么动手，要么动嘴，即使滔滔不绝地谈论，也可以证实自己的存在。
是的，恐慌比病毒传播得更快。轻度的、失去了组织和信任的恐慌、从根源上讲是因为对自身存在毫无认识而滋生的恐慌，比病毒更有效地控制了人们。从美国人安全感的丧失，到中国人对病毒的盲动，一种深深的虚无，从东到西，并无例外。除了已经被安排好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追求、改善？几个月以前还容光焕发的城市，在几天之内就憔悴得如同真的生了病——这时候你听得到塞斯的其他说法：“流行病达到了好几种目的——警告说某种情况将不被容忍。有一种生物性的愤激将会继续被表现出来，直到情况被改变为止。”全世界都找到了责骂的目标，中国人用他们习惯了的方法，自己照顾着自己。除了相互传递“来自内部”的消息，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政治。生物性的本能，和集体无意识一样，对生活的内容、社会的运行、政治的未来都提出了挑战。别担心，这样的恐慌一定会是有价值的……
“如果生命不值得活下去，没有一个‘族类’会有理由继续生存下去。”塞斯继续说。而我们都知道，脆弱的生命，或者沉闷太久的社会，都有理由从压抑中解脱出来。
这不过是几个月。如果它像医学落后、政局混乱的时代一样，在臭水沟密布的欧洲或者饥饿的亚洲持续两年，甚至10年，50年那么长，并且像恐怖电影里那样进化成一种以取代人类为意志的超级病毒——那么我们又会怎样？黎巴嫩和巴格达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也得怎样生活。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是的，延绵不断的战争和霍乱，早于主人公的出生，直到他们生命尽头也没有结束的迹象。死亡随时发生，森林被轮船的发动机吞噬，海牛绝迹，只有情欲和爱情还在持续。在弗洛伦蒂诺73岁的时候，经过了51年9个月零4天的等待，他终于再度对费尔明娜说出了爱字。
这不是一本关于霍乱的小说。而是关于爱和生活。
关于霍乱，我可以提供的惟一话题就是，那个叫“霍乱”的兰州朋克乐队早已解散。他们曾经饱受攻击，因为他们“讨厌所有穿制服的人”，而且音乐混乱，甚至错乱。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但并非像疾病那样属于虚无主义的范畴。在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大停电中，有人统计了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人们自发地团结起来，互助，付出关怀和信任，以此对抗停电的暴力，和混乱、邪恶的虚无主义行为。在疾病流行的时期，虚无是最可怕的敌人，但有组织的谎言和暴力则更可怕，因此生活在自己灰头土脸的身体里萌发出不屈服的爱，也产生了朋克，还有以通风报信这种方式出现的自发的行动。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受奖演说里说：“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这时候（1982年，54岁）他还没有写《霍乱时期的爱情》，但我知道他心里充满希望。
年轻的朋克，年迈的爱人，这都是希望。
马尔克斯曾经用《百年孤独》里无尽的姑妈和姨妈弄得我头晕目眩，但这次他现实主义得一塌糊涂。弗洛伦蒂诺爱上了费尔明娜，后者甚至也答应要和他结婚；但是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费尔明娜突然发现这种爱情不过是幻影；于是结束了，她嫁给了一个不需要爱情的有名望的医生，并和他牢固地、相互依靠着生活到老；医生死了，终生未娶的弗洛伦蒂诺发出了爱情的邀请；不，他不再是那个急噪的、哭泣的瘦弱男孩，他的记事本上记载了600多次风流韵事——情欲让这个需要爱的人温暖，并保持了生命力——而且他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他每天写一封信，讨论老年、生活和其他的思考，像“受到天启”一样智慧；费尔明娜第一次爱上了他，这个依然坚持着性生活的平静、顽强的老头；他们一同乘船出游，在马格达莱纳河“直到永远都可以航行的河水”上，在经过了53年7个月零11天以后，弗洛伦蒂诺“对此早已胸有成竹。‘一生一世’。他说。”
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不是死亡而是生活才是永无止境的。”在倒数第4段，有这样的句子。这样的话我上初中就已经会说了。但那时侯我无法忍受一本长达375页、一直在叙述琐事和风俗、语调平静到枯燥的小说。现在不同了，我仍然不认为马尔克斯是个多么优秀的作家，但我深深为他而感动。并且，是为这平静、枯燥的生活所蕴藏着的生命力感动。SARS不是霍乱，北京不是拉丁美洲，但我们知道如果活在那样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也一样会跳舞、恋爱，并发明飞机。某些地区的中国人曾经有这样的习惯——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把中药的药渣子倒在门口让行人带走疾病。甚至这也可以被原谅。中国的媒体人为了饭碗，曾经公开造谣。甚至这也可以被原谅。一家制药公司暗示自己的产品可以防治非典，导致疯狂的抢购。甚至这也可以被原谅。“在这个世界上，爱比任何事情都困难。”马尔克斯说。但爱发生着。
霍乱流行的时代，生活仿佛被photoshop蒙上了10%的不透明度，非典时期，则好象降低了5%的对比度。可如果没有疾病流行，生活难道就是真实的吗？4月21日，胡旭冬写了一首诗，《爱在瘟疫蔓延时》——这个题目来自盗版DVD，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港台译法——“我跑步，是要从瘟疫里/跑出一条通向大海的路”。跑起来吧，大海遥不可及，不要等到下一次真正的瘟疫，为了不生活在恐慌中，我们还是早一点跑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