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车相见
后天阿豆要回国，约了和老车一起吃晚饭。老车就是车前子，真正意义上的江南才子，在我心目中是稀世珍宝，有若干理由会被历史重新认识的人物。我佩服他的诗、画，还有可以让专业美术批评家傻掉的美术随笔。今天又得了一幅字，书法我不懂，但至少可以喜欢，展玩之后，也列入佩服的行列。
上书：骑羊大麻地
从99年认识他到现在，一直没有听说老车有什么发达的可能，这大概是一种幸福。他脸上的安详也多了，机智则依然。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不用说很多正经话，却身心舒畅，胜过大力丸：）
说起01年我的一首诗，《黑社会》，老车随便地说，我也随便地听。但是他喜欢，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表扬。
今年要印一本诗集的，得再写出来一些像样子的。
创作，这是我要过的生活，而不是积攒（唱片、书、名声、电话号码……）
黑社会
给你一个芝麻 在着火的楼梯上爆炸
伤着流氓的心 有黑色的眼睛
到银行去 给你拳头 敲多余的门
看更多的电影 我们的技术也是黑的
上网去 坐在牢里 看白的世界
铁的牙 我们来跳黄色的舞
有过度的早晨 不需要的钱
给春水 给护照 给双重爱 给你
我不做老大很久 给你我们的花纹
旋转并分裂 有时候下陷
当灰鼠奔跑 在暗红的神经上
当我们被错误地熄灭 社会 呀
我给你手术和啤酒 你收到钻石
我绝望地开花 生下一个蓝鬼
天空是黑的 是谁 闯入了我们
说着不同的语言 流不同的眼泪？
2001.4.17
以前老车写过一首诗给我，是从我一篇文章里摘出来词句，remix的游戏之作。
噪音，或残破的身体
——致颜峻
车前子
我在酒精、谈话、眼泪和看起来面熟的
名片中向你保证，这一切都来得顺理成章，
就像上班族每天唾骂或膜拜的打卡机。
自由的边缘机会不多。既得利益者，铜版纸杂志编辑，
业已成型的场景，一个在青春期就决定
永不上班的孩子迷恋起自由爵士，
一个留着鸡冠头的朋克过了30岁生日，
“态度决定一切。”光宗耀祖的苦孩子
摆上了媒体的餐桌。他们连身体都没有，
感官奄奄一息，在厌倦了知识体制的涣散人群中遭到拥抱，
但是他们在繁殖。襁褓和失眠、
子弹打完了、搅水男孩、雨中猴群、乌鲁木齐的舌头、
生命之饼、兰州的王凡与乐队、树、霍乱、
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它要发生，而操作者
只有顺应和离弃两种选择。
可他们却破破烂烂，歪着嘴瞪着眼，
与都宝烟、燕京啤酒为伍，创造了大城市挂在盒子上的乐队。
一旦走上创新和表达之路，
就被公众和经济孤立，加上从小营养不良，
无处模仿，反倒纵容了个性与风格。
这当然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越来越多不愿意被类型束缚的人冒着险，
是否在内部已经成为矛盾？
头发作为标志，引起了自卑，
更多的是加倍的骄傲和背叛。
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道德感的左派背景，
而不是可以量化的速度、技巧、销售额。
夜叉所唱——有的人，傲慢地穷尽着听觉的可能。
2002/1/26
附：噪音，或残破的身体
——让我们面对地下摇滚
2001年12月12日到2002年1月4日，我在大约18场摇滚乐演出和50小时的独立电影放映中度过了冬天最兴奋的日子，大量的酒精、大量的谈话、大量的听觉刺激、眼泪和看起来面熟的怪客、名片和呐喊、矛盾和插曲、大量的异常的心跳……而我会向你保证，这一切都来得顺理成章，就像上班族每天唾骂或膜拜的打卡机。
前边的7天，是深圳根据地酒吧策划的深圳第一届摇滚音乐周，后边的8天，是昆明渗透力广告公司策划的昆明现代音乐节，中间有12月22日北大在线主办的“新青年新音乐”——北京著名地下摇滚活动基地“开心乐园”第一次迎来了数百名满头大汗的大学生——在昆明的独立电影放映中，也有纪录片作者孙志强的《自由的边缘》，拍的是1999年北京树村、东北旺地下乐队的生活，一位做音乐的观众有如下留言：《自由的边缘》令我欲哭……
一
哭的机会不多。社会在进步，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修理出来的一代大学毕业生正在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化身为既得利益者、铜版纸杂志编辑、电视人和IT精英，消遣着前卫艺术，消费着自助旅游，消化着亚文化的颠覆，地球已经快要变成幻像——一个由盗版DVD、媒体、大人物和大城市以及同学会构成的世界。我个人认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忍受小资小知的赞美，是地下摇滚的大尴尬；但事实是，如果没有这些以宽容著称，并且具备商业精神和消费能力的人群的帮助，中国地下摇滚可能并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
亲爱的，连注意力都是经济，你认为地下摇滚可以被轻易地放过么？
摇滚乐从一开始就是商业的，但并不一定是商业化的，或者说它的牛逼之处就在于把自己建立在社会最容易腐烂的地方，又不断颠覆自身形式和文化温床的僵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摇滚乐曾经在西方经历了大众文化/青年文化的洗礼，作为大众形象最有力和进步的代表，进入80年代的疯狂商业化，导致朋克精神、哲学理论和无政府主义生活方式的潜滋暗长，形成地下摇滚对主流摇滚的反拨、扬弃和否定——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共生关系。这似乎是“地下”一词全部的背景。形式上，它的关键词是顾名思义的“avant-pop”、“avant-rock”；态度上，针对强大资本主义体制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德勒兹和60年代左派思潮的奇妙混合，形成了一种复杂但是自然的精神力量。
在业已成型的摇滚乐场景中，当一个中产家庭的成员怀着傲慢，把旋律、和声和节奏扔到垃圾堆里的时候，当一个在青春期就决定永不上班的孩子迷恋起自由爵士，当一个把福科和科鲁泡特金一锅烩的大学生爱上了随机软件，当一个留着鸡冠头的朋克过了30岁生日，想要反叛得更彻底一点的时候，地下摇滚就出现了。显然，这不是Bob Dylan和吉他英雄的事业，更不是崔健、唐朝所能够理解的乐趣。我们把这种陌生的、懒得成功的音乐唤做非主流音乐，后来改称另类摇滚，最近10年，地下摇滚成为最具说服力的定义——米卢大叔的帽子上写着：态度决定一切。
它就这样突然地出现在中国，一个连摇滚乐都没有普及的国度里。并且，和那些梦想着成为超级巨星、光宗耀祖的苦孩子一起摆上了媒体的餐桌。
二
知识就是权力。而摇滚乐作为娱乐，还没有被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连身体都没有，感官奄奄一息，遑论了解、研究和梳理摇滚乐的能力，至于和商业体制合谋进行管理，更是天方夜谭；在娱乐的对立面，地下摇滚，仅仅因为名词翻新的需要，被它反对的对象所注意，被混淆，被强行解释，在厌倦了知识体制的涣散人群中遭到拥抱，作为微弱的经济增长点，点缀着他们苍白的想象力。在混乱的认识过程中，摇滚乐逐渐成为青少年亚文化的反叛/娱乐符号，和对80年代人文主义的怀旧工具——以崔健的听众为例；而地下摇滚面目模糊，学理艰深，它至少是自在的。
我们通常把1998年看作中国摇滚乐的分水岭，这仅仅是因为这一年4月18日发生在广州的“1998音乐新势力”演出，来自新疆、江西、青海、广东、陕西、四川等地的音乐家——当然，他们多数早已在北京等大城市租房定居——在一个名叫壹玖酒吧的地方进行了联合演出，其中的舌头、盘古、王磊、张浅潜后来被经常提及，成为地下或另类流行音乐的代表。
此前，早在1993年，江苏人左小祖咒、浙江人丰江舟和北京人秋野分别在北京组建了NO、苍蝇和子曰乐队，他们是最早背离主流摇滚乐的人物，也是今天许多摇滚青少年的榜样。不谐和音、即兴、狂躁或怪异……主流摇滚乐对音准、曲式、和声、旋律以及抒情性的依赖被他们打破，弥漫在北京摇滚乐圈子里的颓废气息，被这种粗暴和傲慢的气质改变；而各地的摇滚乐队，还刚刚从舞厅电声乐队演变为copy崔健、黑豹的摇滚乐爱好者。长头发代表了一切，包括以盲目的颓废完成的自我放逐，和对社会的离心，这三个未来的风头人物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当北京摇滚乐含辛茹苦、长大成人，通过老外、海外资金和制作方式、文艺青年、小型party、媒体和其他小圈子的滋养把自己架空之时，北京摇滚和外地同行的对立也就逐渐形成了。某种原教旨性质的愤怒，和社会空气的松动一起滋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组建，三和弦理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先噪起来再说……没有形象的青少年需要表达方式，也需要一个通往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跳板，他们比北京乐队更苦闷、更相信原创性，也更缺乏资讯和才华。但是他们在繁殖。
1998年3月，我开始在兰州策划“98新音乐之春”，未遂，印制了5000本小册子“SUB JAM”。出现在里面的乐队包括南京的PK14、南昌的盘古和暗室、成都的襁褓和失眠、咸阳的子弹打完了、沈阳的搅水男孩、广州的雨中猴群、乌鲁木齐的舌头、武汉的生命之饼、南通的痊愈者18、兰州的王凡与乐队、点串、树、霍乱、柳玉午与乐队。这些名字，要么是今天的地下明星，要么已经雨打风吹去，作者中的董冰峰现在是沈阳“自由电影”的核心人物，胡凌云正在密西西比学习造飞机，鸣谢名单里的巨浪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前就改回了原名雎安奇……夭折的演出和泛滥的印刷品想必刺激了人们串联的欲望，并且小小地煽动了跟“腐朽的北京摇滚霸权”决裂的火气，可在回忆中，它只是一个个人的见证，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它要发生，而操作者只有顺应和离弃两种选择。
1996到1997年，北京的朋克乐队也开始作为本地地下势力出现。和他们同时成长起来的麦田守望者、花儿、清醒等乐队后来做了潮流的主人，时尚并且白领，可他们却破破烂烂，歪着嘴瞪着眼，与都宝烟、燕京啤酒为伍，创造了大城市的地下生活方式。脑浊、69、无政府主义男孩、挂在盒子上等乐队后来和嚎叫酒吧一起扬名，被《时代周刊》一类的海外媒体青睐。同样跟长发、战靴、吉他solo过不去的有肖容也有沈黎晖，可他们一个是北京朋克的代表，一个做了摩登天空公司的老板，一个随时竖着中指，一个穿着英式复古时装；我宁肯用北京人民生活方式的分化来解释这一切——如果说消费制造潮流，那么你可以背叛社会进步，靠噪音和贫贱找乐，也可以直奔潮头，给物质和文明一点竞争。
三
1998年，除了“1998音乐新势力”，广州乐评人张晓舟和“南方摇滚传奇人物”王磊还策划了年底的“以音乐的名义”，这一次，是王磊、盘古、舌头、NO、生命之饼、胡吗个和张浅潜。当时的“另类民谣”胡吗个，竟然在2001年自行制作发行了充满游戏精神的拼帖实验作品《一巴掌打死七个》，这件事情的源头大概可以从他与王凡、左小祖咒等人的一见如故上看出来。事实上，太多中国青年就是这样任性，一旦走上创新和表达之路，就被公众和经济孤立，加上从小营养不良，无处模仿，反倒纵容了个性与风格。而张浅潜，则随着对表面文章的兴趣日渐，损伤了惊艳的才华，在电子和另类摇滚方面尝试失败，却因为与音乐无关的条件而半成名，这当然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严格地说，中国的地下摇滚，至今也还处于难以界定的蒙昧时期。
地下摇滚的本意，是指介乎先锋实验和摇滚乐之间的音乐，它超越摇滚乐的大众娱乐和头脑简单，也拒绝学院前卫领域的孤芳自赏，它的独创性和晦涩通常是来源于本能的探索，而不是理论影响；换句话说，它强调直觉多于规则，并坚持一定程度的摇滚特色——强烈、节奏化和电声乐器及其效果器的使用。从结果上看，在主流摇滚乐基础上的颠覆和破坏性发展，是地下摇滚的基本特色。
先锋音乐（avant-garde）、实验音乐（experimental）、即兴音乐（improvise）、噪音音乐（noise）这些名词大致可以看作广义的地下音乐的先导，和狭义的地下摇滚（avant-rock）的源头，而这些分类，则是在60年代以来学院派先锋音乐、自由爵士、先锋爵士和某些摇滚乐离心派别的多重影响下出现的传统。而地下摇滚，包括no wave、industrial、noise rock这些重要的80年代地下派别，也包括hardcore、punk、post punk、ghotic、new wave、grindcore、darkwave这些迅速成为主流的派别中那些开山鼻祖的创造性表现，至于90年代以来机器和电脑大规模介入后，experimental electronial、digital hardcore、eclecticism、microsound、collage、electro-acostical、power noise等等混乱不堪的分类和理论也同时对地下摇滚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在和以上体系和传统毫无关系的情况下诞生的中国地下摇滚，实际上，仅仅是气质和态度上的接近。甚至，出于某种现实性，更多的主流摇滚乐形式也在中国承担着地下的名和实。
的确，世界级的地下/实验音乐家John Zorn、山冢爱、大友良英、Jhon Rose都曾经在香港音乐家和出版人李劲松的帮助下来过中国，成千上万吨打口唱片——欧美、日本大发行商在清理库存时用电锯处理但未完全破坏、作为废塑料运进中国的唱片——中奇怪的声音以及杂志上网络上的文字，也刺激着我们的想象力和野心。这些不成系统的影响和自身的才华，在近乎狂热的研究实践中被激发出来，王凡逐渐成为具备国际水准的实验音乐家，左小祖咒在完成地下摇滚的美学探索后转向深刻的抒情，丰江舟既是高智商朋克，又是激进的电子舞曲音乐家，王磊综合了摇滚乐、噪音和techno舞曲，子曰-爻释利用了民族音乐元素和阴险的嘲讽，舌头完成了重而丰富的摇滚乐革新，木推瓜在2001年横空出世，破坏和改造着艺术摇滚，黄粱公主的野心在哲学上，另外两位同志逐渐演变为声音行为表演，第二层皮在噪音摇滚方面有所追求，病医生利用和背弃着时尚的电子美学……越来越多不愿意被类型音乐束缚的人冒着险，早早地偏离了摇滚乐这个必将在中国泛滥开来的主流。
四
在1998年，那些分布各地，像秘密社团一样艰辛而快乐地传播摇滚乐的人，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地下”和“摇滚”和“地下摇滚”之间的区别。事实上，人们至今也不大清楚这些煽动热血的玩意，是否在内部已经成为矛盾？
地下先是一种状态，“方便面青年”一词的发明就是因为摇滚青年生活的艰苦，他们仅仅是因为选择了自由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这是很多底层城市青年惟一的选择——就必须承担贫穷的后果。我最早认识的乐队——兰州的第三者乐队，他们组建的时候需要献血来购买乐器，那大概是1992年的事情。当状态演变成姿态，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的决裂、抗拒、分流就具备了合理性。1994年残响乐队的朋友在兰州大学研究生楼被一个书生斥为“野兽”，仅仅因为他留着不合时宜的长发。头发作为标志，引起了自卑，但更多的是加倍的骄傲和背叛。
不用问，无论是北京乐队的高档皮夹克，还是外地乐手自己设计的针刺文身，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几乎使一切地下状态和姿态变得崇高，甚至为某些乐迷带来道德主义的评判标准。个人解放被认为是值得付出代价，并应该被饱含热泪的眼睛凝视的，继而，更高的理想到来了——当盘古这种把“巴枯宁”写在吉他上的乐队崛起之时，我们发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蔓延到了社会领域，“爱情”、“天堂”、“苦闷”这些关键词已经被“下岗”、“自由”、“人民”所取代。近年来外地朋克和北京说唱金属的先后兴起，为中国摇滚乐提供了一个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道德感的左派背景。
而地下摇滚清晰的思想背景、理性和技术含量，使它无法胜任义军领袖的角色。它是超越，而不是直接对抗。正如多次来中国演出的日本先锋音乐家大友良英所说，“音乐不直接传达社会利益的信息”，它的陌生，需要更深层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予以解释——例如，结构的完整性被破碎感、开放性取代，是否预示着对宏观叙事或者集权的挑战？例如，噪音的大量使用，是否对消费文化构成了激进的破坏？例如，苍蝇乐队的专辑《恋爱中的苍蝇》除了听起来很爽，是否因合乎规矩而丧失了应有的反讽性质？同样，对于音乐家，它的技术，正在超越和声学，而向音响工程、物理声学方面融合；专注于聆听的音乐家，思考的是如何在琴弦上增加一个铁夹子，从而同时发生噪音和原音音色——这是左小祖咒的故事——即便是舌头这样有着核心地位的地下乐队，其歌词之含蓄、阴险、毒辣，也决不是可以用来煽动千万学生为之欢呼的。
所以中国的地下摇滚，似乎应该放弃定义，转而接受即成事实：相对于环境，美学上粗放或怪异，形式上陌生，态度倾向于对主流价值观的否认——无论是崔健的“为摇滚争取机会论”，还是电视广告和意识形态的管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比音乐类型上的地下摇滚多得多的考察对象，从诱导社的《拯救人民》，到雷神的《没有OOO就XXX》，从痛苦的信仰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到盘古的《战死街头》，从北京朋克群体“无聊军队”的口号“对你的生活喊OI！”到PK14的名言“让我烂掉吧”，从舌头寓意深刻的《他们来了》到美好药店荒诞的《丢失了梦的清晨》，从王凡包罗万象的噪音宏篇巨制，到兰州噪音协会的噪音氛围叙事……
我们在谈论中国地下摇滚的时候，的确，还从来没有脱离过这样的标准，即对方是否要和主流价值观对抗到底；而物质生活的地下与地上，早已是一种无聊的判断。从直觉上讲，这是没错的，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被参照物的进步淹没，成为贩卖愤怒的偶像、翻新时尚的新秀。至少我可以从舞台上乐手的眼神来判断他的内心。至少炫技和其他卖弄不适合这些音乐……而这些无法被量化的标准，本身就代表了地下的哲学——本能，经验，智慧，而不是可以量化的速度、技巧、销售额。
还没有到把地下乐队和地下摇滚分清楚的时候。有的人提前颠覆了潜在的流行，有的人向流行索要心灵的震撼，有的人把音乐当作了武器——正如夜叉乐队所唱——有的人，傲慢地穷尽着听觉的可能……他们都是地下的。
他们不一定是音乐的希望，但他们就是中国青年残破的身体，他们是希望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