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峻:由蘭州到歐洲
——一段橫越詩歌,搖滾,文字,聲音,社會和人的旅路
by 郭達年;2009,香港

Q: 你由蘭州到北京,輾轉又去了台北,現在來到香港,跟著要到倫敦去作為一個音樂人演出,我們可以分享你這路上的經歷嗎?

A: 我想先說說蘭州是個怎樣的地方。它確實是特別的。它曾經是全國人均收入指數倒數第二,但消費指數第一的地方。這個指數怎麼算我不清楚。蘭州的衣服是比北京貴的。房子當然不及北京上海。它是一個幾乎沒有什麼文化活動的地方。沒有當代的藝術,西方的更不用說。你很少遇上什麼芭蕾舞或交響樂的演出。只有兩個博物館,都是出土文物。這個地方有一種野蠻的力量。有種很暴力的東西在裡面。在這個城市裡,暴力無處不在。包括人與人之間那種緊張的關係。整個西北都崇尚那種古代的豪爽感。好拼酒。這裡有時候有一種很好的氣質,卻同時包含一種悲劇性在裡面。因為這城市太窮了,百多萬人生活在非常低的條件底下,老百姓的價值觀也很單一。有錢有權力,就是最好的。所以對年青人來說,壓力非常大。年青人是沒有價值的,因為沒有錢,也沒事可做。你有一塊畫板,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完全沒有年青人文化。連商業性的東西也不會發達。當然我說的是十年以前。現在我不大了解。變化應該不會太大。每個人還在豪情的吃喝。在街上你可看到人們最幸福的表情,就是吃完飯喝完酒從館子出來時。它是一個不豐富的地方,甚至是一個荒涼的地方。
我記憶中最深刻的是上中學的六年。我在郊區上學。那種不豐富會叫人很容易有欲望。比如說我每個禮拜都會去新華書店,我永遠會記得那幾本沒有人買的書。我也不會買。我總記得它們放在那兒。一本都沒有少。幾年之內都是這樣。一本是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與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還有一本是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最早期的版本。一直在那個地方,從來沒人動過。我對新華書店就有這樣的一種欲望,想要去看書。想要超越這個環境。那時候福建北京等都有些“讀書俱樂部”有郵購書店。我就寄錢去買書,從外地訂書回來,有了這個習慣。通過書和郵購這種方式,我可以有一個比蘭州更大更遠的世界。有時候比對身邊的東西更了解。其實身邊也沒有太多可以了解的東西。有幾年我在郊區上學,從家裡到學校,經過荒涼的山野,路上沒有多少人,都是工厂,農村。

Q: 這個你的郵購活動,就是你全球化的第一步。

A: 對。絕對是。後來我跟人吹牛說我根本不用離開蘭州,我這就是世界的中心。我之後跟外國的朋友通訊,收到外邊的雜誌,就更覺得沒問題。後來還有了網路。那個時候的感覺是,這種荒涼對我來說很重要。比如說冬天的白楊樹,沒有樹葉的時候,它是最好看的。我到現在還認為北方的樹在冬天是最好看的。因為沒有葉,很樹,很單純。而且有一點點蒼涼悲傷的感覺。我喜歡。蘭州給我的品質,是一種詩歌的感覺。就像那條黃河,很平靜,很寬,很髒,都是紅色的沙子,冬天的時候是鐵青色的。它有一種我說不出來的力量。
我從中學開始寫詩。受到最大的影響是那時看的超現實主義、意識流、未來派;還有北島、矇矓詩呀,八五年後中國的現代派。我受這些東西影響特別大。我今天回去看八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派,我不覺得他們在詩歌上有什麼大成就。可是詩歌背後那些人很強的欲望:“創造我的詩歌”、“我要表達”;你能看到這些人真正的像詩人們的生活。不管自己有什麼資本。他們可以沒有資本,沒有教育,什麼都沒有也沒關係,但有很強的要去表達的願望。那東西給我很大的影響,在現實中找到更大能量的東西。我一直認為我應該寫詩,做詩人,但後來陰差陽錯,慢慢離詩歌圈愈來愈遠了,上大學接觸搖滾樂就離詩歌更遠了。搖滾樂又是另一樣東西讓我覺得……

Q: 那是一種替代性質還是……

A: 不。實際上我後來一直寫詩,只是我覺得沒必要花時間跟那麼多詩人打交道。我寫詩歌是為了自己。但搖滾樂改變了我的生活。搖滾樂和詩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搖滾樂的圈子我太喜歡了;詩人的圈子我太討厭了。因為我見到太多那些懦弱、猶疑不決,虛偽的,只會喝酒的詩人。我討厭死他們了!當然好的詩人也很多,是我不在他們的圈子裡。我生活中沒有遇上他們。

搖滾樂給我的改變是:那種賣兩三塊門票的歌廳,那些長頭髮的伴奏樂隊,所有這些東西(聲響、形態)叫我一下子很興奮。但僅是興奮而已。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那是一種幻覺。我幻想它會帶給我另外的一種生活。但實際上我是一個大學生,我不在社會底層,他們也不在社會底層,實際上是在社會的邊緣。其實他們掙得很多,只是花得更多。蘭州的伴奏樂手的收入最多的一天有一百塊,一個月就三千,這是九三、九四年的時候。九五年我參加工作,每個月賺一千多一點,已算是蘭州高收入階層。他是我的兩倍。但錢都花掉了,看起來那麼窮。當然這(玩搖滾樂)是一種不穩定的生活方式,明年可能賺不到一分錢,但今年有錢就把它花掉了。一開始我是對這種邊緣的生活方式很感興趣。後來發現是我從小就沒有接觸過體制以外的東西。突然看到這些人是這樣生活的時候,它給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接下來我就和搖滾樂隊的朋友混在一起,過著雙重生活。上班時是社會主流的,甚至是特權的人,因為是記者。記者在蘭州可以算是特權階層。每一個老板甚至政府官員都要請你吃飯,經常參加很好的飯局。下班就跟這班給我很地下的感覺的朋友在一起喝酒。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九六、九七年我開始寫樂評和搞很多演出。都是安排本地的搖滾樂的演出。在內地沒有分清楚什麼promoter, agent, manager的角色。我自己是一個人在做。九十年代,一般都是樂評人在做這樣的事情。而且樂評人差不多都寫詩。我覺得那時候還是有種道德的判斷。是說,對主流社會有一種價值的判斷。像我們代表著一個底層,它其實是一個邊緣。然後針對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有一種姿態。我們一直以為這是一種反抗。但後來我才意識到,這種反抗,不是一種真的反抗,而實際是一種脫離。想要找到新的價值觀。因為在現實裡,真正底層的人,是屬於主流價值觀的。和我們的美學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主流是鐵板一塊。我們是一群奇怪的人,用奇怪的方式生活著。我們酗酒,裸奔,談戀愛談得很厲害,音樂也奇怪。用狂歡的方式,甚至是敵對的態度,來針對主流的文化。但它不屬於底層。可是從另一個角度講,它也算得代表底層,因為這些樂隊圈中的人,大多來自底層的家庭,非常窮困。在這個中間,我一直想要找到一個合適的道德立場。但這個東西一直讓我搖擺。因我並非來自底層。我父母是軍人,而且我是文人,寫詩,中文系畢業,是個記者。我是這樣的一個身分,我和搖滾樂的關係是什麼?我一直在找這個東西,直到後來,我和邱大立,張曉舟們在九十年代末變成搖滾音樂的“代言人”時,我覺得道德立場對這事情已經不夠。我必須找到真的,文化的立場。

Q: 依你這樣的描述,蘭州這些當年玩搖滾樂的,來自社會底層赤貧的年青人,音樂更像是一種脫離貧窮的手段。西方搖滾樂的歷史和文化,對他們來說可能不那麼重要;如果他很有藍球的天分,他也可以去打藍球。

A: 那是離開他們生命注定軌道的一種方式,但還是有一定的文化關係的。如果藍球不能夠成為一種文化的話,例如街頭藍球叫年青人感到很酷,這個東西就不會帶走他。因為最先的目標不會是離開貧窮,或出人頭地;而是一種年青族群的身分認同。其實九十年代中國的搖滾樂都是這樣的處境。那時候也沒有更合適的文化。如果不是音樂的話。比如說那時候有DV。如果它很便宜,五百塊就可以買一部,他們也許會去拍電影。但搖滾樂本身有它的神話。一種英雄的神話。而且有其商品價值的一部份。神話本身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它可以讓你覺得可以離開那原本的生活而變成另一個人。變成一個浪漫的叛逆者。當你真的這樣去做的時候,你就真的變成一個叛逆者。但跟原來的神話不同之處在於,神話中的叛逆者是成功的,現實中的叛逆者是不成功的。那時候我的很多的這樣的朋友,今天依然過著很普通的生活。沒有變成搖滾明星,或另外的一個人。甚至大多數人都把頭髮剪得很短,做一點小生意,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走了一圈,還是回去了。神話只是來吸引人離開原來的生活,這是神話很有趣的一個價值。但慢慢我意識到,所有我們這些朋友,包括身邊的和中國各地的搖滾樂,都在聲稱我們的叛逆和不同,但牽扯到某些問題的時候,實際上很是保守。
例如大男人主義,愛國主義,還有對有錢人的歧視:你有錢,你就傻B,不跟你來往;又或者對時髦的抗拒等等。時髦可能是一種技術,或者社會上的新東西,他們拒絕去了解。當我意識到這種保守性時,我就問自己我到底要幹什麼。我要的反叛是更徹底的東西。我不想說“我是窮人,你是富人,我打倒你!”就這麼簡單。我不想做這樣的事情。因為通常是,“我是窮人,你是富人,我打倒你,然後我變成富人”,實際上是這樣的一個邏輯。那你還是在那原來的價值體系裡沒有逃開那個影響。

好像有次我在北京坐出租車,我跟司機聊天,他在罵:“操!車管所的王八蛋,都在掠財敲詐!”我問他如果有天他進去裡面工作,會不會收錢;他說,當然!我說:那你活該給人欺詐。其實那時候的搖滾樂就有這樣的感覺。這種有限的反抗會讓我有這樣的感覺。但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想,就慢慢的又變化了。那是一九九九年,我去了北京。不是因為搖滾樂或詩歌,而是一個女孩子。我父母很傷心。那時剛巧地下搖滾慢慢到了一個高峰。很多地下樂隊也去了北京。那時就有了樹村,東北旺。我在北京認識了舌頭樂隊、左小祖咒、王凡等。我終於找到很好的地下音樂。因為以往只有地下的生活態度,而玩的是重金屬,我常在想,你家裡牆上貼著那些長頭髮的重金屬偶像,穿著皮褲,你真要變成這樣的人嗎?我對這個是有一種懷疑的。你真的要成為一個穿皮褲的人嗎?我不想。而且我身邊的人一輩子都沒機會成為一個可以開著cadillac衝上舞台,叫人尖叫,或買一個小島的明星(別說島,連汽車也難)那為什麼你牆上貼著這樣的明星呢?你玩那樣的音樂跟你的生活態度有什麼關係?我覺得那種關係有點可疑。所以當我見到舌頭、盤古這些樂隊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了一種美學上的東西。就是,那個聲音那麼粗糙音樂那麼奇怪,那樣的扭曲,直接就令我感覺到那是另外的一種東西。它不用跟我講太多。它的音樂已直接叫我意識到還有另外的一種文化、態度、價值。而且這些人不想成為明星。起碼在當時,我身邊的這一群人,沒有人把明星作為一個目標。他們更多的是想要成為自己。成為自己的過程中間因為他們跟別人不一樣,他們選擇了一個邊緣的位置。這對我自己有更多的影響。
因為生活在北京,接觸也更多了,一直是在看演出、喝酒、辦演出。反正就是混在一起。一直到後來,我們搞過一個“噪音合作社”,是幾個樂隊的主唱和我的不定期的聚會,有時候是一起討論,有次我借了一個西雅圖反世貿的抗議現場的錄像去給大家看,後來也發生了《樹村聲明》的事件。其實兩千至零二這三年,是我覺得身邊的音樂愈來愈好的時期。人愈來愈多。愈來愈清晰的有人在思考,有人在創作,而且又有了迷笛音樂節,很好的一種感覺。零二年的迷笛音樂節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情。很感動,陽光燦爛,第一次在草地上,以前是不可能的。幾乎你看見的每一個人的那個眼睛,你都是認識的。在過去的生活裡面,我們有這樣的經驗,我們看一個人的臉和眼睛,一下子就能判斷出來,那是不是自己人。
不管他是從武漢來的,還是內蒙古來的,他在他生活的地方很孤獨。跟我們一樣,他家裡肯定有很多酒瓶子,肯定有那本“垮掉一代”的書,肯定有很多打口磁帶。大家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也由於他喜歡一些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所以他孤獨。然後,我們在草地上相遇。那時候覺得:嘩,文化,這就是文化。成長了。我以前寫文章寫到地下文化,青少年文化時,是有個願望,希望它不會像西方的青少年文化一樣,變成一種商業文化。在中國,那時候,連商業的(青少年文化)都沒有。
有一個希望是,我們能否在這個商業的文化到臨之前,有自己的文化。有一種很獨立的,自己的態度。其實在這之前大家心裡都裝了很多髒東西、受傷的東西,暴力的、邪惡的、痛苦的東西。痛苦是反抗的來源、動力。那我們會不會把痛苦變成一種歡樂的東西?我們更主動去建設這樣的文化,但只是一個夢想。那年的迷笛音樂節,在草地上,我看見這個夢想,由一千人到三千人,就是這種感覺。那是別的音樂節不會有的。一種集體的文化,所有的人都在一種信任的中間、友愛的中間。
在那年之後,整個社會發生的巨大轉革,真的是……至少我是這麼想的。我和我身邊的朋友,都突然迷失了。因為這個文化,根本還未有壯大,剛開始。我覺得需要更多的東西,更多的建設和努力,也許是痛苦、打壓,也許不是。那時候發生了太多的事。除了本能之外,我們還需要別的東西。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的組合,“痛苦的信仰”,兩千年時他跟我說在讀一些書,感到很好,有些是左派的,有些是新自由主義的;我問他你更喜歡那些,他說,都一樣。在那個時候,所有反對現存的制度的,都是一樣。這就是當時很本能的理解。而從痛苦中得到力量,也是一種本能的反應。要有一個文化,只這個不夠,要思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我覺得當時身邊的朋友更多是花太多的時間在享受脫離主流社會的生活,而不是在創造。比如說,很多樂隊在音樂上的野心並不大。大家在享受生活,即使很窮。對,我們在享受自由,很窮但很自由。所以沒有那迫切的需要去創造出更多更好和不一樣的音樂。這也是為何那時是一窩蜂的rap metal:一!二!三!四!我恨這個社會!

這一代人長大了,他們曾經喜歡過Tom Waits,曾經喜歡過羅大佑,左小祖咒,法國電影,不一樣的東西;但今天法國電影可以被美國電影取代,Tom Waits可以被Michael Bolton 取代,這樣的所謂另類的東西,有機會被接受了,就像賈樟柯這樣的。另類、獨立,這是很簡單的一種方式。方便呀。別人造好了,你就拿來用。照樣造一個。恨這個社會非常容易。但要改變一個社會,太難了。在兩千年時舌頭樂隊說過一句話:如果一個時代要毀滅你的靈魂,就讓它毀滅吧;如果一個時代要毀滅你的身體,就讓它毀滅吧;這裡面那種痛苦是一件真實的事情。我這一代人,被毀滅得太厲害了。因為從小成長過來,你沒有文化;不像更老的人(有過去的東西)。當然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時同樣被毀滅,也沒了文化。我們從小學到的歷史是假的,我們從小學到的哲學是沒有,更差也是假的,我們怎麼有思考的能力?就像普通的人在中國是沒有音樂教育的情況一樣,小學上音樂課就是老師帶唱流行歌曲。中學好一點,老師放個交響樂聽聽。所以我長大後也不識讀譜,簡譜也不懂。思考也是一樣的,如果你沒有思考的機會,就得慢慢的開始有人引導你去思考。
所以在兩千零二年,我慢慢開始去思考,除了說我恨這個社會,我操那個警察,除了口號以外,開始有豐富的東西出現的時候,還未有來得及有這樣的習慣,所有的事情就改變了。太遺憾了。

Q: 那是商品化過程把文化解體的一個時期嗎?

A: 其實那時候機會不多。商業化開始是零五、零六那一批的新樂隊才出現的。在那時期之前,即使是大公司簽了,他們都只是給你三萬元。那什麼也幹不了。把錄音費交了,每人只分到一點點。沒有什麼實在的好處。反而那時候很多樂隊就解散了。那時候,他們的音樂大部份還很粗糙,但感人的地方是,有能量。有一種直接的东西。
我在北京遇到外國來的記者,有時他們会驚訝的說:中國還有搖滾樂,在西方社會已經沒了。我不理解。我聽到那些外國的搖滾唱片,他們太厲害了,怎麼會這樣說呢?後來去了歐洲,我才理解他們在說什麼。就像趙一豪那個歌:《把我自己掏出來》。突然,我們發現,在兩千零三年之後,我們沒什麼可以掏出來了。除了憤怒,你還有什麼?突然發現,在社會上,你的憤怒再沒有人來應和你,因為大家都忙起來了,有機會了。父母容許你搬出去,你有錢租一個房子,以前沒機會打工,現在可以了,找些零工,給雜誌寫稿,去一些單位做些便宜的工,但會有錢;你可以造一些手工的紙本兒、書包、布娃娃去賣,這些手工的東西……生活有意思喇,好玩的東西多喇。大家都覺得不錯,好玩。自由啦,我們可以上網,下載很多mp3,打遊戲,我們可以上網去罵人,表達我們的態度,雖然我們沒什麼態度,只在網上互相罵。但起碼是一個變化:我可以罵人喇。有太多的事情,一下子出現了。當時有一種錯覺,這個社會在變好,在改良,在進步。我那時就跟一些人覺得有距離,他們認為社會在進步,我們應該跟隨這個進步去做一些創造性的事情。當然這樣說沒有問題。實際上,這個社會是在提供更多的機會去挑戰你,更多的機會給你發揮,也有更多的機會叫你迷失。這個東西到了去年是一個高潮。

零三年的迷笛音樂節人多了很多,很多很多不認識的人,那是好的,因為總不能永遠是小圈子;但那夢想在那時破滅了。一隊日本樂隊在台上表演,下面很多人一直在往台上擲東西,罵他們。是因為民族主義。那時候我突然發現,我一直以為搖滾樂是很美的……是關於愛的是吧,怎麼會是恨?“日本人滾出去”?
那是一隊hardcore樂隊,我們應該是自己人,怎會這樣對待。搖滾樂是我們的國家、國界,如果劉德華站在舞台上,他是外國人,是他要滾出去(當然我不會這樣叫劉德華滾出去)。如果你要用一種簡單的態度,要么對要么錯這樣的態度去反對什麼的話,我覺得永遠輪不到反對日本人、中國人、英國人、哪一國人;但那時候我太痛苦了,完全失望。我後來才慢慢感覺到那失望特別的巨大。為什麼一點點的原來的東西都沒有了。就像一開始我們相信的開放寬容的東西。搖滾樂並未令人變得更寬容,更聰明,有正面的力量。在中國大陸的那個時候。我突然想到那集體的烏托邦文化肯定是不存在的,肯定是要往別的地方找。我不知道是什麼。但至少在當時看到的新的社會中間,單純靠搖滾樂這個文化,這個夢想永遠不能實現。尼采講奴隸的時候就是這麼講:奴隸是充滿了仇恨的。他瞧不起奴隸的原因是因為它反叛的能量是仇恨。例如佛法中的金剛,祂絕對不是一個仇恨的形象。祂的憤怒不是從那兒來的。在零三年的迷笛音樂節罵日本人的人們中,我看到一種自卑,一種委曲,痛苦,最後形成撤野。一個時代要毀滅你的靈魂,就讓它毀滅吧。那毀滅後,我要有新的靈魂出來。也许毀滅之後你變成一個只知道仇恨的人,但難道我們不是一直在講更美好的東西嗎?

所以,當時我最要好的朋友的樂隊都停了。我們從來都沒有去談這件事。我談過很多次我對當時的想法,但沒有聊過他們的想法。大家都有很具體的原因再沒演出,也再沒有那些討論的聚會。然後我跟朋友去了新疆。我們四個人一起去。其中一個很迷茫,不知自己是要做一個手風琴手,還是一個冬不拉手,其實當然不是這回事,他有更大的困惑;另外的一個在北京開家很小的服裝店,收入不錯,但他在想要不要去终南山做隱士;還有一個樂隊中的成員,樂隊已經很久沒有演出;還有我,沒事幹,SARS 剛結束,就一起去新疆。後來我知道,這樣的體驗太多了,每一個人都在去一些地方,去找自己。

從零三年開始,我和北京玩實驗音樂的人混得愈多,突然發現,雖然我不懂音樂,但可以東拿一個聲音,西拿一個聲音,配配搭搭的,挺好聽。發覺可以,也慢慢開始。這樣去做聲音作品,一直到現在。一邊做一邊學,中間有段時期特別痛苦。覺得:這是什麼東西?我到底想幹什麼?完全不知道。甚至不單是對作品,是對自己整個人的懷疑。做這樣的東西究竟為什麼,有什麼價值?好嗎?可能不好,甚至沒有意義。很混亂的一段時間。

同時間,由零五年開始,我組織了的音樂活動,有兩百多場。慢慢的,跟搖滾樂的關係就不大了。原來那一班地下音樂的朋友,都經過一段很困難的時期。有的人去了當樂手,有的人沒有工作,有的人去了做其他的,如電子音樂,也沒發表;做樂隊的已不多。最近這段時間我發覺這班朋友又在一起了。雖然一開始時我的方向是離搖滾樂愈來愈遠,離正常的音樂愈來愈遠。靠近我身邊的人,要么是外國人,要么是藝術家,要么是做純粹噪音實驗音樂的人。到了去年我發現身邊又回來了那班彈冬不拉的朋友,彈結他的朋友,我們在做不一樣的音樂,可是我們人又走在一起,大家都開始慢慢的回到一種創造性的工作裡面來。所以我覺得好像去年開始有了一個新的起點。起碼對我來說是這樣。我覺得我是到最近才找到我要做什麼,清楚我要做什麼。答案是什麼不好說,最起碼是對自我的一種完成。更清晰的是,我知道怎麼樣的事情我不會去做,哪些我會去做。
舉例說“大聲展”,做過這樣的活動後,我知道我以後絕對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那天有朋友跟我說,他在報紙上看到張藝謀的一句話,“妥協是沒有底的”。那年大聲展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妥協太多的時候,那已經不是原來的東西了。而且我不喜歡政治上正確的東西。當代藝術的,體面的所謂“社會關懷”。Bono式的“社會關懷”。他是捐出了很多錢給非洲。但我討厭那個東西。我以前就是不清楚在想為什麼這些人在反對Bono呢?雖然他戴著那墨鏡很傻逼,但他真的給非洲帶來很多錢。今天我才清楚,對,是弄來很多錢,但我討厭這樣的事情。“大聲展”也是這樣。我和歐寧(大聲展总策展人)聊,他說,今年找不到好的藝術家,國內年青藝術家的作品太差了。到去年我終於想通了,不是因為國內的藝術家不夠好,而是因為我們在用“國際”的標準尋找作品。在國內有的是不好的作品,但國際的也有不好的。為什麼我們不選擇自己的不好的作品?你覺得它土嗎?其實確實太土了。我意識到,我喜歡土的東西。我喜歡山寨。不喜歡國際化的東西,那怕它最後很專業。展覽最終改變了中國青少年文化的一個方向,把它變成一個國際化商業化的價值。

我自己其實就是一個很土的人。我得足夠地完成自己,這是很個人化的一件事情。我也想清楚了零三年的那個迷失,中間有些根本的東西我沒解決:你到底在反抗什麼?那你又在堅持什麼?這個我今天還未解決,但至少我知道為什麼有這個迷失的痛苦。這個社會把我們變成……我還是用舌頭樂隊的那首歌《油漆匠》來說明,在現場的時候,有幾次他們都是並排的站著,然後有個人上來,用紅色的油漆把他們全身,臉都塗上了。歌詞說:“你油漆了我的青春,油漆了我的一切”。我擦不掉了。我被你漆成了這個樣子,我無法改變自己。比如說,你看艾末末的部落格,很好,但他的語言,是只有在中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才會有的語言,這也是一種油漆。排比句,四個字的成語,那種句式,那種雄辯,這是那個時代給我們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那個時代給我一種幻覺,一種對幻象的愿望,包括我為什麼會想去有那樣的一個烏托邦。然後那烏托邦又破滅了。

現在我至少知道,那烏托邦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烏托邦,它就在這裡,此時此刻。我以前想要找別的地方,別的東西,那是這個時代給我的大抒情。包括我寫的文章。有一段時間我特別討厭自己再去寫這樣的文章:絕對的,激情的,煽動性的東西。我發現,我寫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如果是個人抒情,沒問題;但牽扯到別的東西的時候,我怎樣能跟別人分享一個跟社會和文化關係的態度?

零七年的“大聲展”裡,歐寧提出過這樣的話:我們討厭當代藝術,那是體制化的沒有想像力的一個圈子,我們要用年青人的力量突破它;我們要在公共空間,在shopping mall,突破那個展覽的精英的限制。要變成公眾的行為,公眾的事件。對他來說,當代藝術是一個被批判的對象。它的權力和體制。但悲劇是,從零七的“大聲展”開始,那個曲线一點一點的把它更多的加入到了體制裡面。我確實感到很傷心,不願意看到後來的事情。如果一開始你就是一個商人,那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但如果你提出體制化不好,在意精英,權力這些東西的話,就應該跟它保持距離。
胡溫的新政府上台以來社會的變化,就是給你更多的機會。因為主流社會的胃口會越來越大,它會不斷的要有新的東西食下去,讓它變得更大。這是它的本能。這樣的機會令你很可能成為它的食物。而只是它的食物而已。它給你的幻覺是,來,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講道理那總是對的,是啊,它讓我做更多的好事情,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幫助別人,等等。商人不需要文化。他只需要賣文化。

Q: 所以,應該說今天你選擇走的路,是回到以前獨立、自資、友群間連繫互助的形式吧。

A: 對。我後來發現,我一直在說的獨立,不跟別人合作,是不准確的。我其實一直在跟不同的人合作。不斷的在換與不同的人合作。獨立的意思是:能自由的跟所有的人合作。甚至包括跟商人、跟政府合作。但是,什麼是合作,什麼不是?那是很簡單而清楚的:界線就是你要什麼,為何跟它合作。比如說,你只是為了影響力更大,而不是把事情做得更好,那你就喪失了原來的出發點。

有一段時間我是想把自己的音樂節辦得更大,因為認識了愈來愈多的機構,外國的大使館、文化處,更多有錢的機構,甚至政府某些部門的人。後來想,一個更大的音樂節對我有什麼意義呢?其實沒有什麼好處和特別的意義。因為我想要的,是一個更好的音樂節。更好不等於更大。而且那一萬或十萬人的東西,對我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了。我要更有創造力、想像力、傳染力的東西。總之不是人多就好。

那時候一位朋友跟我說:你會是那種不斷跟人家打交道,寫報告要錢,參加雞尾酒會的人嗎?我想了一下,我參加了很多這種傻乎乎的酒會,打交道,很正式的見面,特別的累。開始的時候我想,想做好事情,我應該學習起碼怎樣跟人家握手、交換名片。後來發現,去你媽的,這代價太大了!我不能說正式的場合,交換名片或那些人不好,只是說,我不合適,跟我的性格是兩回事。
之前,獨立是一個口號,是一件跟大家喊出來的事情,是一種表態式的東西;現在我覺得獨立就是,你原來是怎麼樣,你還是怎麼樣的事情。獨立就只普通得像是出去買菜這樣的事情。沒有那種激動人心的光芒。我相信人的生命中間,生活中間,和幹的事情中間,是有那種極大極大的去感動和改變的力量。比如說佛性。都有。但前題是,我真的不應該再像過去那樣喊出來,可能我愈喊,離它愈遠。這是我最近想清楚的。所以我說我有了一個起點。

Q: 那年張婉婷去北京,說要拍一部電影講當時北京的搖滾樂手,算是把西方的一些有關搖滾樂的想法,在中國考證;這和三年前你們開始辦“大聲展”,將一些西方展覽的文化、形式,放到中國年青音樂社群之間,這裡有沒有類似的地方?

A: 我覺得兩者不一樣。當時《北京樂與路》這部電影的出發點和態度,和“大聲展”是不一樣的。電影是更純粹的商業。就是要做一件獵奇的事情。北京/搖滾樂/地下/邊緣/愛情……這些,在出發以前已經把最商業的要素準備好了,去那兒就是買些材料回來做菜。所以當時我們做《樹村聲明》的時候,前題是我們跟她有了這樣的接觸,如果是今天,我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接觸(也不會有《樹村聲明》)。當時有了這樣的接觸才發現:怎麼會是這樣?!很生氣,很憤怒,然後去討論,去想什麼回事,去聲明。但其實從她的角度來講,她感到很意外。對她來說這是天經地義的。她不需要尊重搖滾樂,是因為這純粹是一個商業行為而已。可能說只是她不夠好,如果是好萊坞(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導演都這樣),可能會花半年的時間去做研究。

我差一點就變成這樣的人:我身邊有很多做媒體的,各種各樣的朋友,我在圈子裡面的知名度也高,那麼多的雜誌,那麼多的節目,它們需要新的面孔;只要我願意,我也可以成為另一個賈樟柯,花很多時間去那些雜誌,拍照片,去電視台……因為出名的感覺是一點點的叫你無知,嘩塞,挺好的呢!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文化的英雄,社會也需要你作為一個獨化立文化英雄的符號出現,然後把你消費掉.而成為這個符號之前,你想的是,我要讓我的聲音傳播得更遠,我要讓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去獨立,去做這樣的事情;而這個時候,你肯定不知道,在這個形象背後是一個消費。

那麼真正有創造性的東西,到底應該是怎麼樣?你跟這個社會之間的關係。所以我想,如果這個時代,並未提供一個真正自由的空間,並未有讓那些有價值的東西健康的生長,那就應該為未來做一個準備。比如說,我現在就把我的音樂做好一點,可能五年後我的觀眾會變得很多,我要令他們滿意。或說,我今天身邊有兩、三個人一起工作,那五年之後,希望有七、八個人一起,或各自,做這樣的事情。這都必須現在就要做。這個傳染性的獨立,就有意義和價值。

我是一個很容易受人影響的人。比如這個人的音樂做得好,我就會很相信他,他做事的方式我也會相信。但過一段時間,我會發現,不對呀,怎麼會這樣?你知道當代藝術有很多關於社會議題的討論。關心弱勢社群、政治、城市,這樣的東西。我也覺得,沒錯,太對啦,引起大家的關注。但我慢慢的在想,他媽的這些人整天在世界上飛來飛去,喝著鸡尾酒,全都是既得利益者,是社會最上層,最聰明的人,這個反差在那裡?難道去關心下層社群就是把自己變成上層人士的手段嗎?當我看到今天中國的變化,資本主義的崛起,這個事情的複雜性是需要搞清楚的。我以前在想,我應該做一個好人,有這樣的一個願望。做好人當然包括很多東西,比如說有人來求我寫封信,說,我不認識你,但我讀過你的書,我在上大學,需要推薦信……我現在不要做這樣的事,我沒有時間。或者說,關於社會正義的事情,我不要什麼都去參加一下。我現在覺得,把我自己要做的事做好,就是最正義的事情。最後我發現我應該做一個自私的人。這樣很快樂。這個自私……不能再往下說,不然就變成佛學了。

Q: 聽你這樣一直的講過來,從我的理解,這個“自私”應該不是最好的字詞吧。當然對表面淺白的理解就是,你不關心,你自私!很直接的判斷。但我想你說要把自己做好的那種態度,完整自己,大概不是自私吧。

A: 是。是這個意思,但我也不想把自己說成那麼好,身邊的很多朋友都說我這樣是自私的,我就說,OK,那我就是自私好了。比如就從做音樂這事情來講,你找到一個聲音,你覺得很好,很喜歡,這種衝動,和那種特別理性的衝動是不同的。現在西方很流行的一種理性,比如說,一個聲音,它背後也可以帶含經濟、政治、歷史、城市、政策,一大堆的考慮,然後才說:好,這聲音我要。當然這是兩個極端。不會那麼清楚。我覺得應該是前面的(那種直覺的)執著。如果你是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你應該保衛自己的執著,它會帶來所有實在的理性的價值。這些價值值得所有理性的分析。這種執著就是類似自私的一種意思。一種自我的能力。是一種責任感。一個藝術家應該為社會保衛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存在。甚至有時候我們需要邪惡的藝術家。比如說有人把心裡髒的東西畫出來,叫人看了發惡夢;又或者做一些歌德音樂,聽完之後叫人想自殺。甚至是這樣的東西。要把這些東西保護好,不然的話,我作為一個藝術家要為社會造貢獻,這话太嚇人了,要燦爛點,那不就變成中宣部嗎?

我以前是在想,我是應該心裡充滿陽光才好。像佛教徒要與人為善。要強迫自己變得很好。現在我覺得,我又不是佛,既然我心裡有那種痛苦、自私、邪惡和慾望,我為什麼要迴避它?應該讓它表達出來。這種表達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的責任。這也是為何我不喜歡西方那種政治上正確的藝術。它就是在講道理,之後就去參加雞尾酒會。觀眾看完了,說“對對,我就去捐錢”。它直接的價值就是造就了捐款。
我最近讀到一些反對Bono的分析,它們認為,捐了這麼多錢去非洲,卻助長那裡的貪污和腐敗。而那些看不到的援助和勞動,很多微小的幫助,讓他們學習到工作的技能等等,那些東西很難被鏡頭拍到,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的一張支票。

我現在做的聲音作品有兩方面,一是現場:我有時候唸詩,或獨白,也配合我製造和控制的一些feedback音訊。方法很簡單,層次也很少,但是很直接,很微妙,一點點的,很安靜的跟它在一起;另外一個是跟田野錄音有關的東西,比如說今次在南丫島做的作品,就全都是(田野錄音的)碎片。有的是錄壞了,電平破了的,我就剪三十秒出來用,下一個是剪烏鴉的聲音,下一個是狗吠,就是沒有關係的碎片。最近在北京做了一個叫《蟲洞旅行紀念》的作品。蟲洞是說,宇宙之間,可能有兩個很遠的空間,但一摺疊,就變得很近,一瞬間就可能到了很遠的地方,是這個概念。實際上我是將房間的廢水管道的聲音搭到調音台,再到耳機,觀眾來時可以自己挑哪一軌來聽。有一軌是特別好聽的,有一軌低音特別強,有兩條接到水機的,有時候有聲音,有時沒有。這個蟲洞的意思是說,你不知道它的聲音是從那裡來的,但它就是來自你旁邊、你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價值的管道裡的聲音,僅此而已。它卻可以包涵很遙遠,很無限,很神秘的另外的一個世界。

基本上我用很多這樣的田野錄音。我也不會跑到一些有特別聲音的地方去做錄音。我走到哪錄到哪。而且我不會用強指向性的話筒,因為我想要整個的環境,不想要特別乾淨的“一隻鳥”那樣的東西。
我在家用電腦做。我技術很差,也不想學更好的技術。只是想做很簡單,又很長的,重覆性的那樣的東西。沒完沒了。結構不會是音樂性的怎麼開始,怎麼變奏,怎麼高潮。我不要這個東西。我想要聽到的是,像我的生活一樣,沒有開始,沒有結束,沒有哪個地方比別的地方更有意義。這麼說是比較絕對的。我肯定還有選擇。最純粹的狀態是,這個聲音帶給人的感覺,要么是在最沒有意義的地方,你聽到最好聽的聲音,很無限;要么就是在最有意義的地方,你聽到的不是那個意義。